元明之际，曲家贾仲明为王实甫补撰悼词，写下“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数百年过去，对这一“夺魁”之作的学术研究从未停止。那“待月西厢下”的莺莺、那风流倜傥颇似“银样镴枪头”的张生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记忆。然而，这部杰作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始乱终弃”的悲剧叙事如何获得脱胎换骨的升华？近日，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黄天骥教授最新力作《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创作论》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以诗心解戏曲，通过艺术的提炼与解读赋予这部数百年前的通俗文艺作品以新的生机活力。
《有情人终成眷属——创作论》，黄天骥著，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9月出版。
半生钻研，情系西厢
黄天骥，著名古典文学专家、1935年出生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曾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师从戏曲研究专家王季思、董每戡，在中国古代戏曲、古代文学研究等方面造诣深厚。黄天骥教授治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先生以古典戏曲、诗词和古典文学史研究著称于世，著述多获国家级重大奖项，出版有《黄天骥文集》十五卷及《岭南师友》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黄天骥教授对《西厢记》的关注、研究已持续半个世纪之久。《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创作论》这一书凝聚了黄天骥教授在新时代对《西厢记》这一经典作品更深刻的理解，他以独到的诗词创作造诣，加深他对古人文学创作的同情理解，在考证与文献积累之余，以透辟的眼光，具通识，善裁断，最终从筋节窍髓中探得作品的七情生动之微，将《西厢记》的文学意义与戏剧意义剥丝抽茧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有情人终成眷属——创作论》，黄天骥著，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9月出版。
旧著新论，看似寻常最奇崛
《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创作论》一书，从对《西厢记》这一戏剧经典的解读中，探讨戏剧创作的普遍规律。黄天骥教授不断探索，从寻常材料见奇崛。在书中他对《西厢记》的作者问题、莺莺原型的悲剧、《董西厢》对“始乱终弃”的颠覆、“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为什么跳墙等问题作出了鞭辟入里的解读。他以人性与伦常的眼光，充分体贴王实甫经营人物的苦心。比如，他抓住”临去秋波那一转“这一细节，将其定为全剧关窍，细致深刻地解读了佛殿奇遇和莺莺的主动追求，不仅关注到王实甫将莺莺年纪的有意改大，更留意到三次“回觑”的少女情态，不仅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了情节安排，更拈出莺莺怦然心动、崔张爱情故事背后人性观念的觉醒等话题。
书中充分展现了黄天骥教授对《西厢记》人性觉醒描写的关注。正如他所言，“《西厢记》之所以‘天下夺魁’，不仅因为它完整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的精彩、文采之美(《西厢记》因词句之美，被誉为“花间美人”)，之前的所有戏曲作品无一能及，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示出的人性觉醒，这是《西厢记》在文学史一个非常杰出的表现，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划时代的标志。封建社会，强调伦理道德，压抑和否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不对的，所以最后才会分崩离析；而现在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现象，则将个人主义强调到极点，也是不对的。理解《西厢记》对人性觉醒的描写，能使我们正确地对待人、理解人。”
《有情人终成眷属：〈西厢记〉创作论》一书注入了黄天骥教授的直觉、灵感和生命气象，他将《西厢记》作为模板，悠游于剧本的肌理褶皱，提炼背后的逻辑与问题，又不囿于一家一作，用文化散文的妙笔，写学术研究的慢文，让戏剧成为戏剧、让文学重归文学，为推考戏曲创作的普遍理论提供了研究方法。
为了增进读者的理解，这部著作还集纳了80余幅图片，涵盖历代《西厢记》版本书影、《西厢》主题画作以及广东省博物馆《天下有情人——〈西厢记〉文化展》上展出的各类展品照片等，为文字增添了别样的色彩，带领读者体味《西厢记》这一经典剧目流传不息的艺术魅力。
堪称王实甫的异代知音
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莫砺锋评论道，“‘《西厢记》天下夺魁’，这是古人对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高度赞誉。然而这部杰作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作者的灵心慧性如何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绝妙好辞与生动情节如何得到完美的结合？‘始乱终弃’的悲剧故事如何获得脱胎换骨的升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丽主题如何得到提炼？莺莺和张生的心灵交流如何逐步展现？红娘如何成为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婢女形象？凡此种种，本书都作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丝丝入扣，引人入胜。黄天骥先生堪称王实甫的异代知音！”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王馗则指出，“被元代人评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作为公认的经典名作，八百年成为渗透在中华民族情感记忆中的文化典型。黄天骥先生从‘张生为什么跳墙’的疑问开始，用至少四十年的研读和思考，从剧作聚焦的‘情’中，剖析人性情感，解读关目排场，回应戏理体局。尤其是先生建构的‘创作论’，将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校注》通过诗文与戏曲互证、董每戡先生《西厢记论》通过剧史与剧论互释的方法，交融渗透，完成了案头创作规律与场上演剧法则的理论阐释，让‘西厢记’的典型价值和青春理想得以绵延增衍。”
精彩书摘——
入元以后，戏曲表演成了艺坛的主流。这包括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让观众趋之若鹜。那时候，诸宫调、说书、杂耍等伎艺，虽然还在舞台上流行，但以故事情节为主干，把诸般伎艺综合起来进行表演的戏曲，在艺术形态上，明显更能适应时代审美的需要。一时大河上下，塞北江南，艺人们争相把故事编演，我国剧坛也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戏曲这一表演形态在艺坛冉冉上升之际，突然冒出万丈光芒，出现了一部震古烁今的剧作，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
中国人，有谁不知道《西厢记》？
中国人，有谁不晓得那“待月西厢下”的莺莺？不晓得那风流倜傥颇似“银样镴枪头”的张生？不晓得热情地为人牵丝引线的红娘？
贾仲明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其实，《西厢记》的出现，岂止在当时压倒一大片，千百年间，它在剧坛上的成就，又有哪一部作品能够企及？或者说，在同样是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剧作中，只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差可比肩。不过，就剧本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而言，《王西厢》优于《牡丹亭》；就其在普罗大众中的影响而言，《王西厢》也大于《牡丹亭》。
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对元代剧作家的创作风格有过很形象的评价，他说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确实，王实甫不像关汉卿那样以豪辣酣畅的笔法描写现实，不会像醉客般发出浪漫主义的遐想。《王西厢》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它确像是在鲜花丛中徘徊的美人，活色生香，悠游顾盼，婉婉动人。而剧作者那细腻优美的笔触，却写出了人的思想感情最细微的律动。
不错，《王西厢》这“新杂剧”，是以元稹的“旧传奇”作为创作的蓝本的。但它在爱情故事中表现人性的萌动，其强烈程度远高于《会真记》与《董西厢》。可以说，它让我国古代剧坛第一次闪耀出人性的光辉。
判断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最重要的是看他能否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王西厢》之所以能称雄于一代，夺魁于文坛，正是由于它有新变。这变，表现于创造了爱情故事的新题旨，让“旧传奇”呈现新格局。
采写：南都记者周佩文实习生庄家茵
图片由东方出版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