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曾在岭南度过约7年时光。彼时,岭南被视为蛮瘴之所,苏轼被贬至此,大抵是人生的至暗时刻。然而,正是在这7年,苏轼的思想精神转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泊然无所芥蒂,此间心境,值得后人一读再读。
苏轼的文字给人最直观的印象,莫过于他总是心怀热情,从朴素的生活中挖掘出诗意和乐趣。在苏轼眼中,惠州风物宜人,漠漠江云、潇潇海雨中,桂花香气遇水成滴盈盈欲坠,新鲜的荔枝像小火球一样挂在枝头,橙黄的柑实、朱红的橘子、紫红的杨梅,岁岁都是好收成,且价格极廉……身为老饕,苏轼自然要一饱口福。岭南的荔枝果然清甜可口,他又辗转购得羊脊骨,点以薄酒粒盐,烤至微焦,剔食佐酒,乐此不疲。白鹤峰上的小房子盖好了,终于能披散头发,躺在小藤床上,宽心睡上几觉。哪管窗外春日迟迟,先生犹在梦中。
这一幕幕剪影,固然源于苏轼那自适的天性、诗人的敏锐,可也确为自觉的智慧。苏轼是很清醒的,“一生忧患,常倍他人”,把生命的热情燃烧在此刻也就不失为良方。正如寓居惠州嘉祐寺时,苏轼常往松风亭散步,可年近花甲之人,早过了牵黄擎苍、立马射虎的年纪,有时脚软筋疲,望着不远处的亭宇,不知如何走到。一日,苏轼忽然想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于是坐下歇了歇脚,掉头回家,自觉如钩上的鱼儿,忽得解脱。
苏轼还有一种能力,就是无论走到哪儿,都可以很快和当地人交上朋友。弟弟苏辙说他是“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初抵惠州,当地官民父老同情他的遭遇,欢迎他的到来,让他倍感亲切释然。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这里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已然计划终老于斯。很快,惠州的詹范、博罗的林抃、广州的王古,一个个成为他的新朋友。苏轼还热心公益,向惠州贫病的百姓发放药物,建议广州官府从白云山用竹管向城中引水,改善百姓的饮水状况。他多才多艺,待人温和,同理心丰富,又不存身份之见,无论是士大夫还是贩夫走卒,都常常倾倒于他的魅力。成为苏轼的朋友,大概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吧。
正是朋友们的相助,苏轼度过了最艰难困窘的时刻。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责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初到海南,资用匮乏,正所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当地士人的帮助下,他在城外买了一小块地,又是当地人帮着“运甓畚土”,几间小屋子得以盖成。饮水食芋,总算在儋州安定下来。
上元节,他与当地朋友约好一起夜游城厢。月华如水,他也许穿戴的正是黎族老人的样子。他们进入西城,穿过僧舍,走过街巷,一路欢歌笑语,肉铺酒肆热闹异常。回来时夜交三鼓,他早已熟门熟路,身世两忘。海南三年,离开时,他说自己应该本就是海南人,只是碰巧在蜀地出生。心理学认为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让人避免抑郁,估计苏轼会很欣赏这种说法。
读苏轼这个时期的诗文,很难不被他精神世界的圆转无碍打动。宋人常说子瞻好辩,其实最难的还是开解自己。早年谪居黄州时,苏轼常常思念家乡眉州,他就想长江水中有一半是峨眉山的雪水,自己饮食沐浴都取此水,和身处故乡也就没有太大差别。登岛前,苏轼已与家人诀别,天涯海角,这回连山与水的精神联系都无法攀借了。周遭海天无际,故乡渺不可见,看来是很难回去了。
但苏轼到底是苏轼,心情慢慢就转过来了。他想到天地被积水包围,九州在一片大瀛海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生灵有谁不生活在岛上?那么身处海南或回故乡又有何区别?如此,再大的困境也变成了风景。
岭海七年,襟怀磊落的他早已心地光明,不再囿于往事,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未来,放在事物美好的一面。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遂得北归,后再次来到大庾岭。度岭时,当地最引以为盛的梅花已过花期,他遂赋诗《赠岭上梅》:“梅花开尽杂花开,过尽行人君不来。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梅花飘尽,就连梅子青涩适于煮酒的时节也已经过去。那么多美好的时刻,多少来往行人都曾拥有,唯独自己全部错过。这也许是令人悲伤的,但苏轼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总有美好的事情可以期待:梅花落了,还可以有青梅煮酒。青梅季也过了,那就静待细雨把甘甜压进果实,看黄梅渐渐成熟。
《人民日报》(2024年11月30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