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近代留学史，大半部与上海有关。无论是留学欧洲，还是美国、日本、苏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大多从上海出发。无论是出国学习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归国后很多也留在上海发展。
「辛苦治学忠心报国」
近代以来，留学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论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应当说以中国为最。以目的地而论，可分美国、日本、苏俄与西欧。以路径而论，可分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两大类：政府主导包括官派公费、庚款留学等，民间主导包括私人自费、企业或富人资助、党派组织、勤工俭学等。
近代中国的第一波留学热潮，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1872年至1875年，由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鼎力支持，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6年，李鸿章奏准由福建船厂学生及艺徒30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与驾驶。1881年，李鸿章又奏准一些船厂学生赴英法学习。
近代中国的第二波留学热潮，始于甲午战争失败后，到辛亥革命前。清政府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令举国震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对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日本与中国，情势相类，风俗相近，路近费省，向日本派遣留学生逐渐成为朝野共识。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首批留学生13名，各省也陆续派遣学生赴日。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广开新政，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并宣示预备立宪，各种官派留日、自费留日风起云涌。此后，鉴于留而不学、鱼龙混杂等问题，中日两国政府联手对留学资格、招生学校作出限制，留日势头有所遏抑。即使如此，到1909年，中国留日学生仍有3000多人。估计清末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
近代中国的第三波留学热潮，持续时间较长。鉴于大批中国学生留日，美国感到必须与之争夺中国留学资源，以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影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1000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于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分三批招考留学生。第一批录取金邦正、梅贻琦等47人，第二批录取赵元任、胡适等70人，第三批录取梅光迪、张福运等63人，共180名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1911年，作为留美预科的清华学堂正式成立。1925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达2500人。以后有所起伏，但整体保持上扬态势。
近代中国的第四波留学热潮，是留法勤工俭学。出洋留学，费用昂贵，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当时，考取官费留学者大多出自苏浙等地富庶人家。有鉴于此，李石曾、蔡元培等留欧先行人士，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边打工，一边求学。对此，法国政府表示热诚欢迎，积极予以配合。从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人启程离沪，到1921年11月13日104名勤工俭学生被遣返回国，前后不到3年时间，先后有近2000名中国青年抵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份，以四川（472人）、湖南（356人）人数最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等。以勤工俭学方式出国留学是一大创举，使留学人选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从富庶家庭扩展到贫寒子弟，也加深了内地进步青年与上海这座沿海大都市的联系。
近代中国的第五波留学热潮，是留学苏俄。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在远东各国培养领导干部。1921年4月，苏俄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国内班和外国班，外国班分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等。1921年，中国班学生有36人；到1923年，增加至52人。他们可分为两个
与政府选派、政党组织成规模的留学相一致，民间留学也很发达。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陆续有零星的中国人西航欧洲，留学教廷所在地梵蒂冈。鸦片战争后，这一留学通路仍在延展。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等3人随美国人鲍留云（一译布朗）赴美留学，一举开启近代中国民间留学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留学规模不断壮大，目的地更为多元。如颜永京1854年赴美，留学俄亥俄州建阳学院；舒高第1859年赴美，后获医学博士学位；何启1872年赴英留学，后获医学硕士学位；辜鸿铭自1873年起先后留学英国、德国，获博士学位；伍廷芳1874年留学英国，后获法学博士学位；1881年起，宋耀如在美国圣三一学院等多所学校留学。
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兴办新政以后，民间留学人数急遽增多。以留日学生而论，自费生大体占40%—50%。民国时期，民间留学更胜于前。据1924年《留美学生录》统计，在留美的1637名学生中，自费为1075人。有“棉纺大王”之称的资本家穆藕初曾资助罗家伦等5人留学，有“烟草大王”之称的简照南曾连续3年资助37名学生留学，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经费则来自南开大学的“范孙奖学金”。
近代中国留学欧美与日本、苏俄等地的总人数，累计超过10万人，其规模之宏大与影响之广泛、深邃、久远，均为同时代世界之最。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时起时伏，但总体上呼啸向前。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如此众多的留学生，就个体而言，其成就与表现自然千差万别、形态各异，但作为整体，则有鲜明的共同特点：
一方面，崇高的爱国精神。留学生远离祖国、辛苦治学，学成以后忠心报国。容闳学成后不愿留在美国发展、不愿意当传教士，回国后也不愿做买办，而是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路上，并有力推动晚清官派留学起步。这是成千上万留学生学成报国的典范。至于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留学报国的事迹，我们早已耳熟能详。
另一方面，杰出的专业成就。1926年，舒新城便说过：中国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为留学生。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留学出身的904人，占82%。“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1948年评选的第一批院士，经反复筛选，最后入选81人，接受过留学教育的77人；没有留学经历而入选院士的仅4人，全在人文组。
梳理近代中国留学史，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相当多的留学生与上海有关联。他们绝大多数从上海出发，也经上海归国。这是因为上海很早就成为中国的远洋交通枢纽、远洋客运中心。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东流入海的终点，航运优势无可比拟。内河航运方面，到19世纪末，从上海到重庆全线通航轮船，极大地便利了长江流域有志留学的青年向上海流动。远洋航运方面，航行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及南洋的轮船，大多数经过上海与香港。就航运距离而论，从上海出发到西欧与美国的一些主要港口大约相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抢先开通了到上海的远洋航线。1844年，有44艘次外国商船进入上海港。1845年，美国商船驶入上海港，将美国至横滨的航线延伸至上海。1849年，进入上海港的外国商船达133艘次。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香港至上海的航线。此后，法国、德国、日本的商船也开辟了至上海的远洋或近洋航线。
1873年，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派船航行日本、美国、东南亚和西欧等地，运货载客。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世界级著名客运港口。从上海直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的航线，都有定期客轮，且每条航线有好几家轮船公司经营。
与航线发达、航班众多相适应，上海港码头建设不断发展。到1870年，虹口境内黄浦江岸建有汇源、怡和、旗记、伯维船坞、顺泰、海津关、同孚、虹口、耶松船坞、耶松船厂、宝顺、仁记等十几个外商码头和船厂。到20世纪初，上海港有5个码头可停靠国际客船，分别是公和祥码头、太古码头、日本邮船会社三菱码头、亨宝洋行码头与宝隆洋行码头，虹口沿黄浦江地带成为繁忙的外洋客运中心。
出国留学是一项牵涉面众多的复杂工程，除了轮船、码头等硬件设施，还有管理、服务等许多软件需求。特别是留学预备工作，如出国前的培训、出国手续办理、服装置办与信息咨询等，都对离岸城市有所要求。近代上海在这些方面都在国内领先。
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派幼童留学美国。这些幼童就籍贯而言，广东籍84人，江苏籍21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籍各有1到8人不等，广东籍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果从航行距离考虑，从香港出发最合理，彼时香港亦有通往美国的航线。但这四批学生都是从上海出发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留学不同于简单的跨国旅行，不是买了船票、提了行李就可登船出发，事先还要有出国培训，包括中英文强化训练、官府训话、外国礼仪须知等教育。为此，清政府在上海设立西学局，建立出洋预备学校，聘请专门教师负责此事。相关章程规定：无事不准出门游荡，擅行私出三次者即除名撤退，争闹喧哗、不守学规、慢视教令、屡诫不改者亦予以除名。同时，在预备学校里，读书时间多，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显然，要连续几年实施这样的出国前培训教育，对离岸城市的师资质量、管理能力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出国培训这类工作，不光官派留学需要，有些民间自费留学也同样需要。邹容在1901年秋自四川赴日本自费留学，便是先在上海停留，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那时，上海外语培训班多如米铺，英、日、法语均有，后又增添俄语，日校、夜校均有，费用也不贵，很多人都是先在外语培训班打下一定的语言基础后再出国留学的。最典型的是穆藕初，赴美国留学时已34岁，此前的英文基础就是在外语培训班打下的。
当时，上海还有很多为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比如，留学美国的护照，晚清时由上海道台衙门办理。申请护照，大约出发前一个月，可以前往办理；其他地方的省级海关衙门也可申请，却不如上海高效、方便。申请护照的费用，墨洋10元至24元不等，如能找到署内熟人，还可便宜一些，最便宜的只需不到6元。领取护照前，需改换西装，上海西装店很多；需附近照3张，上海照相馆也很多。购买到美国的船票有讲究，清末上海只有协隆洋行一家经理，地址在外滩花旗银行隔壁，需事先选好船期和舱位。到旧金山的票价，一等舱45英镑；特别三等舱，20英镑；三等舱，10英镑。如近期有传染病流行，申请人还须经美国在沪的专门医生检疫，给予无传染病的凭单，方可成行。此美国在沪医生，住在近外白渡桥桥堍的四川路49号。至于出国所需备的各种用品，包括衬衣、皮鞋、领带、帽子、毛巾、剃刀之类，南京路近泥城桥有几家专门商店可供选购，相当方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轮船起航前几天，要不时打听开船准确信息，有时因为要避开台风影响，轮船会延期起航。
至于赴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难度更高，那是自费与组织相结合，即经费由各人自己负担，但报名、签证、联系船票等事宜由华法教育会在各地的分会具体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籍贯以四川、湖南二省最多，都是先从家乡到成都或长沙等地集中，再会聚上海一起出发。彼时，虹口码头附近的客栈生意兴隆，一些学校和居民家中也会住满候船学生与送行亲友。每逢大批赴法学生来沪，或者留学生乘船出发，上海各界特别是各地寓沪同乡组织都会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或送别会。留学生在黄浦码头登轮起航时，码头上车马纷纭，送行者络绎于道，蔚为壮观。
难计其数的留学生学得现代知识后，返棹还乡，报效祖国。放眼望去，既能发挥所学知识，尽其所学，又能过上与留洋时相差无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大概上海最为理想。近代上海是多功能经济中心（贸易、金融、工业、商业、旅游、邮电等）、多领域文化中心（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也是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枢纽，对于从外国归来的留学人才吸引力巨大。诚如自法国留学归来的、曾翻译都德《娜拉女郎》和司汤达《红与黑》的四川人罗玉君所言：“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熊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