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浩

2022年杭州亚运会上，发生了一场特别的仪式。中国男子田径队的苏炳添、谢震业、吴智强和汤星强，递补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铜牌。这一荣誉的获得，源于原本获得亚军的英国队队员吉津杜·乌贾被查出兴奋剂违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2022年2月18日正式取消了英国接力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成绩。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数万名观众的瞩目下，国际奥委会为这四位中国运动员颁发了迟到的铜牌。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兴奋剂问题的关注，也揭示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在检测技术上的不断进步。

奥运会上提交的血样和尿样，通常会在赛事结束后保存八年，这是为了应对当时检测技术未能测量出的新型药品。一旦对某种药物产生怀疑，并通过化验识别，数据库就能筛选出相应的征兆或任何异常的样品，以供重新检测。这种机制，确保了兴奋剂违规者难以逃脱惩罚。例如，2012年奥运会开幕前，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利用新技术对旧有样品进行突击筛查，发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有四名运动员合成代谢类固醇检测呈阳性，他们随后被国际奥委会剥夺了金牌，并禁止参加奥运会。

《血液简史》的作者、英国生物化学家克里斯·库珀，曾开发过便携式氧气检测设备，辅助2012年伦敦奥运会英国运动员的训练。由此，他对兴奋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科普的角度来解释兴奋剂的发展及其原理。他在《兴奋剂：竞技体育背后的欺诈》一书中，全面介绍了兴奋剂的分类、产生作用的机制，以及兴奋剂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评判了反兴奋剂机构所做的努力。

兴奋剂的发展史，是一段充满争议与探索的历程。其起源可追溯至古代，但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并集中在体育运动中，则是在近现代社会。

早在古希腊时期，运动员们就尝试饮用各种白兰地、葡萄酒混合饮料，甚至食用蘑菇等自然物质，以求在比赛中获得额外的“力量”。

到了19世纪，随着药理学的发展，兴奋剂开始以更明确的形式出现。士的宁、可卡因、咖啡因和酒精等物质，在赛马、自行车和马拉松运动员中公开使用，以提高他们的耐力。这些物质在当时被视为科学的手段，不仅不被禁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受到鼓励。

兴奋剂的使用并不局限于体育竞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提高士兵的连续作战能力，各国军队广泛使用了各种致幻剂和兴奋剂。这种潜在影响甚至化为一种文化，一种追求通过使用药物超越人类自身限制的文化，一直影响至今。无论是人们对超级英雄的崇拜，还是反超级英雄者的解构，都源于人类对自身的不满，而兴奋剂可能就是现在能想到突破这一限制的唯一办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对兴奋剂的认识和了解并不充分。一些人甚至认为使用兴奋剂是一种科学的手段，而不是一种欺骗行为。这种认知的局限也为兴奋剂在体育竞技中的泛滥提供了土壤。

真正使兴奋剂声名大噪并集中在体育运动中的，是20世纪中叶的一系列事件。随着竞技体育的日益商业化和社会化，运动员们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一些运动员开始尝试使用兴奋剂。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因服用苯丙胺和酒精混合剂而在比赛中猝死，这一悲剧震惊了全世界，也引发了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问题的重视。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首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查，这标志着反兴奋剂斗争的正式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兴奋剂的种类和使用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刺激性药物到后来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生长激素等生物制剂，兴奋剂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其检测难度也越来越大。合成代谢类固醇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兴奋剂，它能够提高肌肉质量、提高力量，因此在举重、田径等需要爆发力和肌肉力量的项目中广受欢迎。然而，这类药物也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如肝脏损伤、心脏问题等，对运动员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运动员在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诱惑。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他们不惜铤而走险使用兴奋剂。尽管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一直在努力完善兴奋剂检测体系，但检测技术的发展往往滞后于新型兴奋剂的出现。这使得一些运动员有机会逃避检测，继续使用兴奋剂来追求更好的成绩和更高的荣誉。

对于运动员和体育迷来说，他们渴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体育环境。科技进步推动了检测技术的发展，使得兴奋剂违规者难以逃脱惩罚；而道德约束则提醒着运动员和教练员要坚守体育精神，拒绝使用兴奋剂来追求不正当的利益。在这场科技与道德的交锋中，体育的公平性得以不断维护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