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作者：[美]彼得·图尔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回望历史的长河，注目权力的宝座，总会涌现出几位以令人咋舌之姿成功登顶权力之巅的传奇人物。这究竟是凭借个人的能力独当一面，还是在时势的汹涌浪潮裹挟之下顺势而为？
本文所探讨的传奇人物——唐纳德・特朗普、亚伯拉罕・林肯以及洪秀全，三人虽身处不同的时代，甚至来自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深层次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曾生活在（或者正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时代，民众贫困化、精英生产过剩，社会的不稳定压力达到顶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三位都是到达权力顶峰的精英追逐者，哪怕只是短暂的。当他们的“国家”危机瓦解时，他们都在权力之巅。
那么，动荡时代的共性表现是什么？特朗普、林肯和洪秀全又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开辟出一条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
特朗普：一位不可能的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不可能成为总统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任何从政经历就登上总统宝座的人。2014年，没有人（或许甚至包括特朗普自己）能想到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登上全球权力的顶峰，这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一半的美国民众和大部分的美国统治精英确信，他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赢得总统之位的。很多人选择相信阴谋论，并假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是俄罗斯的诡计。直至今日，专家和专栏作家们仍在争辩特朗普是如何以及出于何种原因当选总统的。
我们很难理解，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并非受到神秘阴谋家的策划，而是受到非个人的社会力量的驱使。但是为了理解特朗普的上位之路，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为了理解为什么美国深陷危机—我们需要的不是阴谋论，而是科学理论。为了理解唐纳德·特朗普何以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其个人品质和手段上，而应更多地注意将他推至顶峰的深奥难解的社会力量。特朗普就像一艘在海啸中被裹挟至风口浪尖的小船。两股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即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带领美国进入特朗普执政的时代，并将其推向国家崩溃的边缘。
将唐纳德·特朗普归为精英追逐者似乎非常奇怪。毕竟，他生来富有，并继承（或者被他父亲赠予）了数亿美元的资产。然而，他非常完美地诠释了如上给出的定义。特朗普是渴望从政的不断扩张的超级富人大军中的一员。尽管他已经非常富有（肯定是亿万富翁，或如他声称的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且出名，但他想要更多。
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位角逐总统宝座但毫无从政经历的巨富。史蒂夫·福布斯（资产估计为4亿美元）在1996年和2000年作为共和党初选的候选人参与角逐，但是他没有走太远。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罗斯·佩罗在1992年和1996年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角逐，在第一轮竞选中只获得近20%的选票。为什么福布斯和佩罗失败，而特朗普成功了呢？
我的回答包括两部分。第一，2016年时的民众贫困化与1992年相比要严重得多，特朗普聪明且果断地在总统竞选中利用了这一社会力量。最终，一大群落魄的美国人把选票投向了最不可能的候选人—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与其说是对特朗普的支持，不如说是不满、愤怒和反抗统治阶级的情绪表达。
第二，到2016年，精英生产过剩的游戏已经到达了歧点，竞选活动中的行为准则被抛在一边。2016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主要候选人的数量为史上最多：总共17名竞选者入围竞争。这场精英追逐游戏演绎得淋漓尽致，让被动卷入其中的美国民众叹为观止。为了赢得媒体关注和留在竞选中，候选人竞相说着最荒诞不经的话，抛出最不可思议的言论；而那些“严肃认真”的候选人则在投票中落败并被淘汰。
最终，毫无疑问，特朗普比他的竞争者更善于掌舵驾船（并且其团队的其他成员也非常重要，如自诩为革命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但是，在其他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失败的情形下，人们不应该仅因为特朗普（或班农）的成功就给予他们太多的赞美。使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的是精英间的冲突和特朗普个人能力的结合。他能够疏解由民众的不满招致的压力，而很多人没有充分理解，或者不想理解这种压力的普遍性和致命性。
美国当前的困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穿越时空去看看另一位精英追逐者，他的生命轨迹解释了这股不稳定的孪生力量，即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林肯：另一位不可能的总统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16任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林肯的雕像比真人还要大，它安详地坐落在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一侧的林肯纪念堂里。可是，林肯的真实生活可一点也不安宁。他输掉的选举要比他赢得的多得多，他曾精神崩溃，并在生命的某一刻决定放弃自己的政治生涯。当然，他在1860年赢得了最重要的那次选举，但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谩骂。历史学家史蒂芬·奥茨直言不讳：
北方民主党人指责他是废奴主义的倡导者，废奴主义者指责他是蓄奴州的愚蠢产物，形形色色的共和党人则指责他是无能的江湖骗子。事实上，林肯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两三位总统之一。
林肯是另一位不可能成为总统的总统，他的权力崛起之路受到精英生产过剩和民众贫困化这一孪生社会力量的推动。内战之前，美国受到南方奴隶主贵族和东北部资本贵族（商人、银行家和律师）联盟的统治。这一联盟的经济基础是南方种植园中的奴隶种植加工的农产品，其中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棉花。棉花贸易是纽约商业精英最重要的生意，他们将南方的农产品出口，同时进口欧洲的制成品。另一部分精英（尤其在马萨诸塞州）用南方的棉花生产纺织品。这一联盟，尤其是南方蓄奴州一方，主导着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局面。
另外，林肯的出身非常卑微。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律师，在伊利诺伊州（当时位于美国西北边境的一个州）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远离弗吉尼亚州和东海岸的权力中心。他和那些掌控早期共和党的权贵非常不同。直到游戏接近尾声的时候，林肯才认真地将竞选总统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事实上，人们更了解他先前的失败，而不是他的成功。那么，这位来自偏远地区、自学成才的律师是怎样被推上总统宝座的呢？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2020年的美国，尽管有诸多不同，但仍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9世纪20—60年代，相对工资（工人工资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下降了近50%—正如过去50年的美国所经历的那样。这对普通美国人的福祉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一趋势在衡量生活质量的生理标准方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美国人1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8年！本土美国人的身高开始萎缩，而18世纪时他们是世界上最高的一群人。
贫困化滋生了不满，并且迹象随处可寻。社会压力不断增加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城市骚乱事件的发生。1820—1825年处于好时代，只发生了一起致死的城市骚乱事件（至少导致一人死亡的暴力冲突）。但内战之前的5年间（1855—1860年），美国城市受到了至少38起致死的城市骚乱事件的冲击。民众日益不满的另一个迹象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比如反对移民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Party）。
在林肯崛起以及由其当选引发的内战之中，另一个相关因素是精英的生产过剩。1820年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精英阶层，而非劳工阶层；精英人数及财富爆炸式增长。1800—1850年，百万富翁（按现价美元计算是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的数量从6人增至约100人。当然，美国的人口也在增长（从500万增长到2300万），但是同期每百万人中百万富翁的数量增长了4倍。其他一些针对不同阶层富人的统计数据均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此外，精英数量的急剧增长破坏了政府职位供求之间的平衡。一些财富持有者自己竞聘公职，另一些人则偷偷用自己的资源支持前者的竞争对手。并且，商业家族的儿子们常常选择走专业路线，尤其是法律专业。当时，获得法律培训是进入美国政界的主要途径，并且现在依然是这样。那个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从法学院获取学位，因而成为律师相对容易。在数量激增的律师（包括林肯）中，越来越多的政府职位的追逐者产生了。同时，政府职位的供给停滞不前。比如，1789—1835年，美国众议员的数量从65人增加到242人，但从此便停滞不前。23随着精英追逐者数量暴增，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经济政策的差异和职位竞争激发出打破南方统治联邦政府这一局面的强烈动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内战是为了废除奴隶制，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一种更好描述这一冲突的说法是，这场战争是为了推翻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事实上，尽管到1860年大多数北方人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北方废奴主义者）强烈感到这个问题足以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在南方，这一“特殊制度”对绝大多数白人来说意味着丰厚的利润（因为大多数白人要么拥有奴隶，要么渴望拥有奴隶），以至于他们觉得有必要去维护它。
大部分北方白人非常清醒，黑人被奴役的困境不足以激发他们为之战斗，甚至牺牲。然而，由于奴隶制为南方统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对奴隶制的攻击能够加强对奴隶主的政治攻击。大多数北方人谴责“奴隶权力”—南方的权贵—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治的统治。林肯的政治安排反映了这些情绪。
起初，他并不打算废除南方奴隶制，但是他强烈反对将奴隶制（以及奴隶制拥护者的权力）扩展到新的州。剩下的就是历史了。第二政党体系的瓦解导致了19世纪50年代支离破碎的政治格局。4名主要候选人参加了1860年的总统选举。林肯获得的选票不足40%，但在选举团选举中获胜。南方脱离了联邦，引发了内战。北方在战争中的胜利推翻了战前统治阶级，新的经济精英取而代之，从此主导美国政权。
尽管内战前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但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精英追逐者，他也生活在动荡年代并被推至权力巅峰。这一次，我们将目光从西半球转向中国。
洪秀全：一位不可能的帝王
直到200年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其GDP份额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国的GDP以PPP（PurchasingPowerParity，购买力平价）计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比GDP第二大的国家（美国）超出约20%。然而，在这两个繁荣期之间，中国经历了100年的磨难，也就是今天中国人所说的世纪耻辱。1820年之后，中国的GDP开始萎缩；到1870年，它还不到西欧的一半。这个国家经历了看似无休止的饥荒、起义和被外敌打败的羞辱。中国是怎样成为“东亚病夫”的？是什么造就了它过去50年奇迹般的经济复苏？
1644—1912年，中国由清朝统治。虽然这个王朝是由满洲通过武力建立的，但它迅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形式。特别是，清王朝由学者型官员组成的阶层统治，这些人只有在成功通过一系列难度不断增加的考试（科举考试）后才能够加官晋爵。超过90%的人口是农民，剩下的人则为工匠、商人和士兵。但是官吏—通过考试获得资历的阶层—统治着一切。即使是清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也常由学者型官员担任，而不是武士。
清朝前期经济增长强势，文化灿烂辉煌。农业技术的改进和玉米、红薯等新作物的广泛种植增加了粮食的产量。早期工业化也促进了人口的强劲增长。但是当这些创新所带来的有益影响消耗殆尽后，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停止。到1850年，中国的人口较清朝初期增长了3倍之多，每位农民的可耕地面积缩水了近三分之二，实际工资下降，平均身高（衡量生理健康的可靠指标）变低。总的来说，1800年以后中国的民众贫困化水平非常高。那么精英的生产过剩情况呢？
在清朝，精英大多数是通过国家考试体制（科举考试）选拔的，在县级、州府级和国家级考试中表现得出类拔萃的考生会被授予不同等级的官衔。清朝前期这套体制运行得非常好，它确保了官员有着高水平的文化素养和个人能力。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有助于在统治阶级中塑造一种共同的气质面貌，使他们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观念上达成共识。这套体制强调论功行赏，从而支持了政权的合法性。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套文官制度在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时显得非常脆弱。政府职位的数量主要由行政单位[从省级（最高一级）到县级（地方一级）]的数量决定。因此，权力职位的数量相对稳定。而整个清朝时期精英追逐者的数量不断增加—成4倍增长的全国人口为其提供了基础。精英追逐者数量的增长不仅因为更庞大的人口来源，还因为显著扩张的富商阶层，其中产生了致力于加入文人学士行列的新生力量。
到1850年，中国产生了大量仕途无望的失意追逐者。洪秀全（1814—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的领袖，是这些失意追逐者中的一个。他是一个富裕家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家庭有能力聘请老师为其提供正式的教育。他成功通过县试，但除此之外，他都碰了壁。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无一成功。
在洪秀全第三次落榜之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将他压垮。他精神崩溃，一病不起，差点就死掉。在生病的时候，他想象出一系列宗教画面。后来，他读了基督教传教士出版的中文小册子，他将从中学到的基督教知识与他想象的画面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宗教，其主要目标是清除中国清朝的儒家思想—这实质上是清朝的国教。尽管洪秀全认为他的新信仰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但传统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
1843年，在府试第四次落榜之后，洪秀全开始宣扬他的新信条，先是向亲朋好友，之后更为广泛地传播。他最初的两个皈依者冯云山和洪仁玕，成了他的副手。他们也都是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考生。因此，三个失意的精英追逐者转而对抗精英。清朝政府注意到此事，派兵镇压萌芽中的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所称的“拜上帝会”。
在最初的几年里，拜上帝会扩张缓慢。1847年，洪秀全只有2000名追随者，他们被组织成许多个独立的团体。从政府当局的角度来看，更不妙的是他们开始攻击佛教寺庙，破坏佛像或“偶像”。1850年暴发了一场流行病，传言向上帝祈祷就能治愈疾病，于是信众人数激增。
清政府官员担心这种新的威胁，派士兵去围捕洪秀全和冯云山，当时附近的拜上帝会会众携带剑和矛，攻打皇帝的军队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他们。这次胜利之后，洪秀全第一次号召他的追随者们聚集在一起。次年，即1851年，洪秀全宣布发动起义，并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他的许多追随者卖掉了财产，纷纷涌向他的旗下。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太平军在与试图镇压起义的清军作战时向北穿过广西。洪秀全的军队一开始只有一万人，但民众贫困、无地的普遍状况加之农村混乱的秩序确保了大量的新兵加入其中。到1853年，太平军已经有了50万人。民众贫穷化和精英生产过剩是一种爆炸性的组合。贫穷的民众产生了原始的能量，而一个反精英的领袖提供了一个组织来引导这些能量对抗统治阶级。
1853年3月，庞大的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中国南部的重要城市。此后的十多年里，洪秀全做起皇帝，定都南京，占据了中国东南的大部分地区，鼎盛时期统治的人口为3000万。他几乎成功推翻了清朝，而同时期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起义，但最终他失败了。经过多年的战斗，曾国藩率领的清军包围了南京。洪秀全病倒，于1864年6月1日去世。一个月后，南京被攻陷。
作为一个年轻人，洪秀全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并且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正如他之后的事业所证明的那样。但有太多的考生来争抢数量固定的职位，他最终成为失意追逐者中的一员。而且他并不孤单。他的副手和太平军中超过半数的高级将领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考生。
洪秀全的宿敌曾国藩也有着卑微的出身背景。他是一个农民家庭中五兄弟的老大。洪秀全的父亲比较富有，负担得起教育费用。然而曾国藩的父亲在最低级别的县试中失败了16次—16次！—才通过。曾国藩在同一考试中（只）失败了6次，并在22岁时通过。第二年，曾国藩通过了府试（洪秀全在这一级别的考试中失败了4次）。后来，在京城举行的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曾国藩又失败了2次，但在第3次考试中高居皇榜。最终，他来到了湖南，一个位于不断壮大的太平天国西部边境的省份。因此，组织和领导清军的主要力量去打败太平军的任务就落在曾国藩的身上。在差点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由精英成员领导，另一方由转向反精英的失意的精英追逐者领导。
迈向危机之路
唐纳德·特朗普、亚伯拉罕·林肯和洪秀全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不同精英追逐者。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在深层次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曾生活在（或者正生活在）一个不和谐的时代，社会的不稳定压力—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达到顶点。这三位都是到达权力顶峰的精英追逐者，哪怕只是短暂的。当他们的“国家”危机瓦解时，他们都在权力之巅。
这三位追逐者崛起后所发生的灾难的严重程度有很大差异。
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运动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的内战。它持续了14年，造成3000万~7000万人死亡。
造成60万人死亡的美国内战仍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这场斗争也导致了亚伯拉罕·林肯死亡，他被南部联盟的同情者、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暗杀。
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后果最为温和。然而，在他执政期间，疫情暴发了，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西班牙流感还要多；他执政的2020年可谓地狱之年，政治动荡导致25人死亡和超1万人受伤，造成超20亿美元的损失。一场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巨大冲击的国会大厦骚乱结束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个不和谐时代该如何走向终结。未来的历史还没有被书写。我们所知道的是，推动美国陷入内战的两股力量—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直到2022年仍未减弱。关于此类的危机时期，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书名：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
著者：[美]彼得•图尔钦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本文摘编自：《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作者：[美]彼得·图尔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