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省公务员考试出成绩那天，我摆桌请阿伟吃饭。这是他参加公务员考试的第十三年，过了这晚，这事儿彻底翻篇了——他超过了国家给参加公务员考试人员划定的年龄界限。公务员考试的大门，在年逾35岁的他面前，即将关上了。
聚餐订在一处大排档，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不需要虚头巴脑的就餐环境作为陪衬。选择餐厅最重要的是便宜实惠，当然菜色还得下酒。老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什么事情喝一瓶啤酒不能解决，那就再来一瓶。话虽如此，我俩并不好酒，他的身体也不容许他多喝。
在大排档坐定，我点了荔枝肉、爆炒双脆、酒糟鱼几个本地菜，还有一些下酒的烤串。刚到省城时，我的肠胃经常抱怨：这地方，拿糖当盐用，什么菜都是甜口。我那被老家辣子养出来的肠胃，好长时间提不起干劲。当然，那是很多年前了，如今我的肠胃早已改弦易张，和本地人阿伟统一站队了。不得不承认，我也算是半个本地人了。
“死心了吧？”我揶揄阿伟。早上公务员考试成绩刚出，我就知道他再次折戟沉沙，我嘴坏，故意刺刺他。阿伟撇撇嘴，不置一词。我打赌，他顶多郁闷一秒钟，连续考了这么多年公务员，每次都是折戟沉沙，心态早就应该脱敏了。
况且，现在考公务员有多难？今年福建省考，公告招录人数4460人，报名的考生却有23万，折算下来录取比例高达52:1，比考上985高校都更难。这还只是平均录取情况，阿伟作为本地人，想要留在省会城市，竞争还会更激烈，几百人争夺同一岗位，屡见不鲜。
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热门。年轻人们接受了父辈的观点，奔着稳定，潮水一般往体制内挤。面对他们，像阿伟这样临近35岁的中年人显然不具备竞争优势：肩上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越来越重，拿不出完整的空闲时间备考；记性越来越差，考试的知识点反复准备过，临考时却仍常常忘记。我笑话阿伟，像是古时屡考不中的老秀才，中举犹如镜花水月。
我认为阿伟应该没把落第的事儿放在心上，聊天的话题便没有围绕着公考喋喋不休，反正生活有更为庞大的琐碎可以容纳老友碎嘴。几杯黄汤下肚，脸颊热辣辣地烧起来，工作上受到的委屈、感情的不顺遂、同事间的尔虞我诈，杂碎的情绪就泛滥起来，身体的皮囊都快装不下了。酒精作用下，我紧闭的嘴松了，平素里掩藏很好的情绪都变得不吐不快。
华灯初上，夜色深沉，大排档也热闹起来。美食美酒之间，情绪在放大，连带着声音也在放大。我总觉得大排档代表着人间烟火气，烟雾迷蒙之间，适合人们在至交老友前，卸下伪装，吐露心声。凡人的贪嗔痴怒，都展现出来，一览无遗。脸上那张面具，不及时摘下来透透气，就快和脸皮黏在一起了。
酒过三巡，不自觉喝过了量。阿伟怔了神，他的眼光滞留在不知名处，再看向我时，有些红了，说：“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都是靠爸妈。”
我有些吃惊，盯着他，想确认他是不是癫痫病犯了——往日，他犯病的时候，也会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那些话都是无意识的。但这次，并不是发病。我意识到，最后一年考公失败带给他的冲击力，远比我自以为是的想象来得大。
“怎么会，你很好。”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变得如此笨嘴拙舌，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好。
但这是真心话，阿伟是个好人。
2
2012年，我初到省城，人生地不熟。陌生的城市对刚出社会的毛头小子并不友好，我面临的第一道考验就是：找到落脚的地方。正值8月，我常趁着中午休息出门看房。烈日如焰，柏油地面散发着一股焦化开来的刺鼻味道。中介骑着电动车，载着我往城市各处巷弄里钻，热浪下的扭曲构成了我对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我暗自祈祷，希望赶紧有个地方让我把行李放下。那时候我的行李并不多，真正需要落脚的，是我自己。
看房的过程并不顺利。有的房子位置偏远，上下班通勤时间超过1个半小时，那会吞噬我本就不充裕的自由时间；有的房子被房东隔成很多单间，为了降低租金吸引年轻上班族，而我刚从宿舍迁徙出来，早就受够了拥挤人群。什么都好的房子自然也有，就是太贵，租金抵我半个月工资，等于每个月有15天都得给房东打工。
一筹莫展之际，阿伟站了出来，问我要不要租他家的房子——我们是同事，当时只见过几面，远谈不上熟悉。
他把我领到离单位不远的一条巷弄，巷弄路口窄小，平素经过未曾想到里面别有洞天。那一片民宅算是城中村，一栋一栋的青石砖房，我在县城常见，很亲切。房子挨得很近，小路蜿蜒，邻居之间可以边做家务边扯咸淡，是城市里不寻常的邻里景象。
走了约莫10分钟，阿伟把我领到一幢奇形怪状的建筑面前。房子并不方正，而是梯形，边角料似的。他向上指了指，说：“五楼空出一套单身公寓。”我跟着他上楼，和建筑本身一样，房间也呈现不规则状，但这房子就胜在光线充足，入户就是一整面墙的大窗户，就连略显陈旧的墙裙、不完备的家具都能忽视了。
我欣喜地估量，房间至少有18平方，摆下双人床和四方桌之余，仍有空间盈余，不显拥挤。房间之外，带着两间耳房，是厕所和厨房。尽管厨房除了一截不足1米的台面外再无其他（看来设计之初就不容许你大展厨艺），尽管厕所局促仅供单人勉强转身，但我依然很满意。
租金300，阿伟比着手指头告诉我，我爽快地把这房子租下来。理性来看，这里离单位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勉强算是阳光明媚的单身公寓了。为了照顾我，阿伟答应帮忙多配上热水器和空调，这可是上一任租户没有享受的福利。
这栋专门设计成单身公寓的梯形建筑旁边，还有一栋五层小楼，阿伟一家就住在那里。小楼的建筑用料好得多，青石砖建成，结构方正，朝向和光线都很好，看得出阿伟父辈建房时费了颇多心思。我估计当年主房建完后，他们看见旁边还剩余一些土地，索性用些边角料搭盖起来，想着日后用来出租。
看着两栋连在一起的建筑，我暗自盘算：外观上小楼虽然和县城的相差不远，灰突突、平平无奇，但这可是在省城中心区域，两者身价不可同日而语。难怪同事背地里都叫阿伟“地主公”。日后熟悉了，阿伟自己也会开玩笑，说自己做得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投胎。确实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那天下午，阿伟走在前面，帮我提一袋行李。对于新入职的异地同事，他释放了足够的善意。那套奇形怪状但是阳光很好的单身公寓，就成了我在省城最初的落脚点。我在那里住了3年，和阿伟当了3年邻居，直到自己买房，真正在这座城市扎下根。
3
阿伟比我大3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街道工作，合同工。
那时候，他考公务员已经有几个年头了，一直没有上岸。之所以选择在薪资水平很低的街道工作，是为了熟悉政府机关的工作氛围和环境。边工作边备考，不仅压力小一些，哪一天上岸了，也能更快地融入工作。
阿伟执着于考公务员，有父辈的影响。他父亲是名警察，年轻时在一家生产解放鞋的工厂工作，后来经过考试，才从工厂进入公安局。其实那个年代，在工厂工作和在政府机关工作差距并不大，甚至工厂的福利待遇还更好些，逢年过节，常能发些带鱼、水果等当时时鲜的东西。而且，当时工业产业备受重视，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身份，足以撑得起一家人的骄傲。
然而，时间证明了阿伟父亲决定的正确。临到他退休，之前在工厂工作的同事们大都在工厂改制、市场经济浪潮中下岗，退休金无着落，而一身警察制服，足够给予阿伟父亲一个体面的老年生活。这更坚定了父辈希望阿伟考公务员的决心。
类似故事，我没少听。90年代初，经济环境大变，父辈身边有不少敢想敢干的，决定脱离体制下海搏杀。他们中的大多数满怀着出人头地的热望，实际上却倒在经济浪潮的沙滩上。再回过头看，他们难免心有戚戚——人生的齿轮就在那个选择的关口转动，指向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茶余饭后，阿伟的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说，公务员是“铁饭碗”，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总不至于饿肚子的。“进体制，就是最好的出路”“什么好都比不上稳定”，类似想法，就不知不觉地根植到阿伟脑海里。
当然，阿伟决心考公，也有赌气的成分——体制内有着一条隐秘的身份鄙视链，虽然同在一处办公，但是合同工的身份还是常常让他愤懑不平。在街道这一级，通常有大几十号工作人员，但大家的身份千差万别：最好的是行政编制（街道领导多是这种身份）；差一些的是事业编制，事业编制还能细分为集体事业编制和公共事业编制，前者依托用工单位情况，如果单位情况不太好，工资待遇会受到影响，而后者依托地区财政，更为稳定；而像阿伟这样的合同工，处于鄙视链的底端，他们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由公司派到政府部门协助工作。
在街道中，数量居多的合同工，地位上却往往低人一头。参加工作多年，阿伟还仿如职场白丁，比他年轻的科长、领导招呼他，把他挪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就像摆弄一颗棋子。他们能力更强吗？不见得，但是在体制里，公务员的身份就是一副令牌，而合同工是没有任何升迁渠道的。
街道这种基层，值班多。台风天要值班，辖区开办大型活动要值班，文明城市创建也要值班。那些零碎、杂芜的事情，常常优先安排合同工去做。有一回，辖区爆发登革热病例，街道安排阿伟下社区做病例登记和防病毒宣传。大周末，阿伟一大早拖着身子，赶到单位，但错就错在出门晚了些，误了签到。
一整个上午，阿伟拿着纸笔逐门逐户地作登记，不厌其烦地和居民解释病例登记的重要，还时不时地要应对居民的不理解与质询。临近饭点，口干舌燥的阿伟领了盒饭，正准备动筷子，社区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快步走来，夺下他的盒饭，盛气凌人地说没看到他的签到，没有准备他的午餐。众人的眼光射过来，像是一把一把飞剑，阿伟又羞又恼，眼睛都冒火了。可也只能灰溜溜地站起身，快速离开现场，嘴上骂骂咧咧。
阿伟暗自在心里想：如果自己考上公务员，绝不至于因为一份盒饭受辱，甚至于根本不会在大热天被要求入户工作。公务员考试就是一道关口，只要没有通过考试，合同工就永远是同住不同姓的外家人。
身份上的不认同，是阿伟的职业危机。有时，他也会埋怨父母当初没让自己去“三支一扶”。
早些年，政府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支教、支医和扶贫工作。那时在农村基层工作满2年后，能再自主择业，择业期间享受一定的政策优惠。有的地区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占编就业，在原岗位落实事业编制；有的地区则会在公务员招考中专门为参加过“三支一扶”的人员设置岗位。相比起其他激烈竞争的岗位，这算是进入体制的快速通道了。
毕业那年，父母心疼阿伟，不愿意他去农村受苦。阿伟这才听从安排，进入街道。世殊时异，当初他那些狠下心去农村、下基层的同学，有不少人已经通过政策，顺利拥有了编制。回过头来看，阿伟难免有些后悔。
4
在街道，阿伟时常充当网管的角色。街道几任领导交接班，都是首先想到找他帮忙。他先是得协助整理旧电脑的数据，分门别类地拷进移动硬盘，再根据要求重新安装系统，让电脑以整装一新的姿态，等待新任领导进驻。新领导到任了，也会招呼他安装必备的软件。经过他摆弄的电脑，不仅系统整洁一新，就连杂乱的电线、数据线都被规整清晰，妥帖地捆扎在一起。
阿伟是个热心肠，这点我刚入职时就知道。不仅是领导，同事在电脑方面遇到难题，他也会上前帮忙。年纪稍长的同事，家里电脑故障，他甚至送服务上门。有时，工作繁琐烦人，他也会赌气，说再也不去了。可是下次有同事再来问，他依旧答应。他说，看同事脸色，明显着急上火了，自己拉不下脸拒绝。
有一阵子，阿伟还用这点特长赚些外快，在闲鱼上帮助客人组装电脑。买家提出电脑配置的需求，他帮忙跑到批发市场，找到配件，再组装起来，安装系统、细心调试。生意收入并不多，组装一台电脑只有三四百的辛苦费，但他乐此不疲。有的时候在街道工作遇到不顺心，他也会设想，干脆去开一家主营电脑配件的店铺，用爱好赚钱，工作也不显得辛苦。
当然，这样的设想仅仅是停留在酒后，从未被实施。
阿伟还是财经达人。空闲的时候，他的耳机里最常播放的是财经新闻。凭着对经济的敏锐感知，他总能在浩瀚的股票池中找到被低估的优质股票。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对于长期主义的坚持：他看中的股票，总能抓得住，无论市场飘摇变化，只要那家公司基本面不变，他就能忽视股价短期涨跌，抓牢股票。好几次他洋洋得意地打开股票账户，炫耀战绩，我看着飘红的收益率垂涎欲滴，再看持股年限，便自叹弗如——那不是我能赚的钱，我看得清我自己。
就连我的房子，也是阿伟帮忙挑选的。在他家住了3年之后，我决定自己买房。租住的房子再好，我也觉得日子像在漂浮着，无依无着似的。传统观念镬住我，内心深处仍信奉安家立业，买了房才算真正在省城落下根。
阿伟陪着我在城市各家中介游走、看房子。他对本地房地产市场颇有研究，有他在，就不怕中介忽悠。进入一套房子，他能从地理位置、房屋格局、周遭环境等众多因素出发，快速简明地点出房产的优劣，甚至能给房子一个中肯的价位。
那天下午，我们跟着一位中年女性看房子。在一处位于三楼的物业，身着工装、衬衫笔挺的女中介侃侃而谈，诸如黄金楼层、五年唯一之类的优势被她一一道出。我对房子很满意，恨不能马上下定，阿伟则用眼神示意我冷静。他先是在客厅走了一圈，靠在临街的窗户上，漫不经心地说：“这房子采光不是很好，大下午的，屋子里光线也不行。”
中介突然警觉起来，黑框眼镜后，眼露精光、面露狐疑。阿伟原本是想帮我压压价，透露出对物业的喜欢，无疑是泄露了底牌，但他一整个下午对房产的熟稔，让中介误以为我们是同行——那样，我们便不是能带来利润的客户，而是可恶的打探情报的商业间谍了。
这么多年，四处好似都是路径，都埋藏着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无论是当作主业还是副业，阿伟所擅长的事情，都能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占用了他太多时间，他始终困在这场考试里。
每年，考公入编的机会有2次，上半年省考、下半年国考，此外还有一些考录事业单位的机会。为了备考，阿伟的一整年被拆分成雪花片，根本干不了整事儿。更让人气馁的是，阿伟擅长很多事情，独独不擅长考试。每一次，他都认真备考，业内知名的培训机构，他都报了名，知名的培训讲师，他都上过课，但是成绩却始终不理想。
阿伟最临近成功的一次，笔试进入了岗位前三，顺利进入面试，但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那年，多年的备考失败令人气短，他索性放弃市中心的岗位，选择了郊县。相比市区岗位面目狰狞的竞争，郊县的岗位显得慈眉善目，同赛道竞争的人数，从几百人坍缩到几十人，肩上压力骤减。事实上，很多人都选择如此方式进入体制：先考录到偏远部门的偏门岗位，再寻找机会，通过调动回到市区。众人戏称这为“曲线救国”，虽然曲线之间还有着重重不确定性，但毋庸置疑，这好歹能给漫漫考途中的迷茫人一点希望。
策略很快见效了。那年夏天，成绩公布时，阿伟难得面露喜色，但很快，他的脸色又变得纠结起来。他开心的是，自己突破关卡进入面试，离目标靠近了一大步；而令他纠结的则是，在等待成绩的那几个月，他被安排着去相亲，跟新认识的女友关系进展迅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此时去郊县上班势必影响人生大事，曲线救国显得不合时宜了。
那是他离体制最近的一次。多年之后，他还会提及那次弃权。彼时他已是夫妻和睦，儿女双全，但那只差临门一脚的岗位，仍是他心头一个巨大的遗憾。
5
最近几年，省城快速发展，现代化浪潮从城中心向四周蔓延，高楼大厦以极快的速度生长，像一只吞噬土地的巨兽。阿伟会指着某一栋大楼说，这里以前是一片水塘，小时候，他父亲会骑自行车载着他郊游，围着这水塘搭伙做饭，其乐融融。一片以文化气息为打造亮点的广场也会惹得他感慨——那里以前是码头，码头周边聚集着渔客，他们捕鱼为生，吃喝都在船上，包括夜晚的住宿。以前早上起得早，就能在码头上买到最新鲜的、刚刚打捞回来的海鲜。
城市化浪潮还意味着房价上涨，这最让阿伟感慨咋舌。他指着临江的一排高层房屋喟叹：“以前这一片，房价只要2000多，”而当时，这些高层精装房因为高房价登上地方报纸，惹得舆论巨震。现如今，它们哪怕已变陈旧，依然3万起步。
城市的飞速发展于阿伟而言，不仅是生活形态的花样迭新，更是一个又一个没有被抓住的致富机会。“当时应该拼尽全力，多买几套……”哪怕知道是马后炮了，阿伟还是忍不住说过很多次。
一片一片田地、鱼塘，都经历了现代化改造，变成了商业中心、高档住宅。城市变大了，城市把周边的土地吃进肚子，旧貌换新颜了。反倒是阿伟，在时代变幻中仍旧困在体制之内，进退维谷，仿如一列停滞不前的列车。
2019年，城市巨兽的铁蹄踏到了阿伟家的门下，棚户区改造的政策红利终到嘴边。他家的两栋房屋面临拆迁，凭借这一拆，阿伟就可以实现阶级跃迁了。过去，他是隐形的有钱人，现在这份丰厚的家底已经变成明面上的了。我和他开玩笑，说他如今真的变成“地主公了”。他有些心不在焉，附和说：“我确实很会投胎。”。
后来，我陪着阿伟回到他的老宅。政府大力推动下，拆迁进展很快，阿伟一家早已迁出，棚户区内只剩下零星的对于拆迁政策不满意的“钉子户”。沿着熟悉的巷子往里走，周遭熟悉的热闹销声匿迹。巷弄里，四处可见废旧桌椅、脸盆水桶，它们是搬迁遗落的有关过往生活的痕迹。
阿伟围着自家小楼走了一圈，摩挲着残垣断瓦，依依不舍，颇为伤感。当初建房时，祖辈专门挑选了质量上乘的青砖，现下，青砖早已青苔遍布，显露伶仃。未来两栋小楼会替换成高层建筑里的几间套房，连带着阿伟一家的身价同时改头换面。不过，城市化进程往往意味着“附近”的消失，套房就不容许邻居之间再边扯咸淡边干家务了。
我打趣：“公务员可以不考了吧，现在可以潇洒过日子啦。”
阿伟苦笑说：“几个姑姑确实开玩笑说雇我打理家族房产。”
他的亲戚，也都是本地拆迁户，家族拆迁得到的房子满打满算有20套。如此大量的房产，出租也是件大事，而他对于房产熟门熟路，很适合操持。
“每套房子每个月给我200的佣金，就能养活我了。”阿伟说得煞有介事。
我知道，这都是玩笑，阿伟执着于考公务员本就不是经济原因。事实上，他光靠自家房屋的租金，就足够养活全家了。只是生活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工作10年，阿伟早就融入体制，变成了这庞大系统的一部分。他把公务员考试当作职业升迁的唯一路径，一个求而不得、遥远的目标。只要还允许他去考，他便没有放弃的理由。
阿伟仍会继续在街道工作，哪怕工作常有不公龃龉，令人不快。辞职在家并不可行，我们这类人显然无法自行安排如此广阔的自由时间，工作依然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中心轴线；换一份工作同样很难，对年过而立的人，那需要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转换赛道的痛感太强。一只鱼，怎么能够轻易腾换鱼缸呢？
6
2023年是阿伟最后一年考公，距离大学毕业，整13年。这13年，公务员考试早已变成人生纪年，如同生肖纪年一般。在阿伟的记忆之中，前年并非龙年，而是报考区公安局那年，去年也非蛇年，而是备考司法局的一年。
最后一次机会了，阿伟慎重选择岗位，这份慎重并非是对岗位的挑剔，而是对岗位设置条件的精密筛选。早年间，他还在意目标单位是否强势、岗位晋升空间是否充足，事到如今，唯一的坚持只剩下“留在市区”了。他对岗位优劣的执着被时间磨损，独独留下对“及第”的渴望了。
每个岗位有不同的报考要求，包含专业限制、学历限制、工作年限限制、性别限制等等。阿伟小心翼翼地在岗位清单中筛选，把自己能够报考的岗位摘出来。满满当当的岗位清单经过细筛，留给他的选项并不多。
筛选完岗位后，阿伟没有马上报名，而是时刻关注着官网公布的报名数据。最后几个岗位的角逐条件很简单：哪个岗位报名的人少，他就报哪一个。报名人数少，意味着竞争相对弱。最后一年，任何一丝进入体制的可能性，他都不会放过。
在我看来，阿伟像是把高考复制了13年。他这些年沿着公务员考试这条主轴，结婚生子，又响应二孩政策再添一子。如今，公务员考试就像是最后一片拼图，得到之后，便能把“成家立业”的人生图景拼凑完整了。
紧挨着报名截止日期，阿伟提交了报名申请。紧接着，就进入一年一度的复习。为了有更好的学习状态，阿伟在单位附近的房子落脚。“地主公”的优势显现出来了：名下能有一套离单位近的房子，而且那里安静，能避开年幼吵闹的孩子。
阿伟的网络云盘里装满了“中公”和“华图”的公务员培训课程。这两家培训机构是当前市场上首屈一指的公务员教培机构，有不少人通过他们的课程上岸，顺利进入体制。可今年，阿伟放弃了它们，选择了另一家业内的公考培训机构。这多少有些迷信的意味——换一家培训机构，也许能够换一个考试结果，他这么想。
中午和晚上才是留给打工人的复习时间，少得可怜。阿伟在单位潦草地解决伙食，便匆匆回家备考。他打开平板电脑，翻开笔记本，过程行云流水、轻车熟路。机构的课程经过精心设计，就像是考研一般，也有名师上课，从理论讲解到模块刷题，再到套题刷题，以及专项提升，课程绵延超过1000课时。阿伟沿着机构设置的路径往前走，在言语理解、推理判断、资料分析、数量关系、常识判断等模块之间摸索。
对于阿伟考公，他的家人鼎力支持。他母亲勤劳能干，扛下所有家务事宜，一家人的吃穿用度都在她的筹谋下井井有条。他父亲早些年退休后，主动承担带孙子出门玩耍、送孙女去学校、培训班之类的家事。他妻子温和，尽可能减少对他的要求，给他足够时间和空间在一条看不见希望的路途上搏击。
唯独不让人省心的，是阿伟的癫痫病。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病症，但却是在最近几年愈发严重的。有一回，我们在商场吃冰，正聊得开心，他的眼神突然木了，像是精神被剥离。紧接着他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嘴里还碎碎念着，我仔细分辨，是我听不懂的本地话。我拉住他，他蹙着眉头看我，完全不认识似的。我安抚他坐下，他拿起手机，粗暴地刷着。约莫5分钟，他才重新安静下来，刚刚的一切，他完全不记得，像是没发生。
我这才知道他的癫痫病严重至此了。百度上说，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时候，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并且短暂失忆。癫痫会影响阿伟的大脑功能，记性变差，更可怕的是，医生给他开的药，还会让他脾气变坏。
公务员考试变得更为艰难了，像是攀爬一座高峰，临近登顶，狂风忽作。夜晚，他独自留在房子里，恍如高考备考一般努力，行测的题目、申论的作文要到深夜才会放他回家。晚上7点，妻子定好了闹钟给他电话，提醒他吃药，润物细无声般的，这是妻子给予的支持。
一天夜里，阿伟来电，语气兴致冲冲：“我发现自己数量关系模块比较薄弱，最近强攻一下，应该能够突破。”他很笃定，似乎是找到了症结所在：正是这十来道数量关系题，影响了他的行测成绩，最终导致他名落孙山。
我不置可否。阿伟之前还把审视的目光盯向资料分析和推理判断。那时，他也是信誓旦旦地和我说：“只要把资料分析搞定，今年分数能提高不少。”事实并非如此。而且，理性来看，数量关系模块不过几道题，分数占比并不高，不足以影响大局。
“这家讲授数量关系的老师，可都是名师。”阿伟言之凿凿。
我突然理解了，公务员考试之于他，犹如远海泛舟，他迫切需要找到抓手，需要搞清楚到底要从哪里努力，才能成功上岸。数量关系，就是他给自己找到的突破口，最后的稻草。
考试那天，阿伟在考场附近订了酒店。今年他的考场在郊区的一所高中，住在酒店更能应付早上8点开始的行测，还能有充足的午休，应付下午开始的长达数小时的申论。考场外，满是抓紧最后一秒时间看书的年轻人。他们如此青涩，如同春天青翠的禾苗。他们多是大学生，大四、还没毕业，正准备着用最好的姿态步入社会。
7
考试之神并没有眷顾备考公务员13年的阿伟。35岁，公务员考试的大门在他面前缓缓关闭。大排档里，人声沸腾，阿伟红着眼睛看我，不无伤感地说：“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都是靠爸妈。”
我理解了阿伟的迷惘。太长时间追逐某个目标，追逐已经成为习惯，当目标灭失，眼前只剩下茫茫世界。看似四处都是道路，实则都是荒途。离开体制可行吗？家里肯定不会同意，人近中年不能有太大动荡。专职去卖电脑呢？爱好与职业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极难跨越。长达13年的公考结束，意味着人生很长时间的主轴的撤离，遗留下来的，都是看不见尽头的迷茫。
隔壁桌，一大家子人正在给孩子庆生，桌前摆着插满蜡烛的蛋糕。孩子双手合十，闭上眼睛，紧接着就嘟起嘴吹灭了蜡烛。不知道这么短促的时间，他给自己许下了什么愿望。大人们欢呼起来，簇拥着孩子，满脸笑意。
我心下感慨，端起酒杯，对阿伟说，今天也应该给你准备一个蛋糕。
这些年，为了这场漫漫长途的考试，阿伟已经尽力，便不应再觉得遗憾。过了今晚，诸事翻篇，人生终于不用再为一场考试、一个身份而定义，他被公务员考试绑架了13年的人生，终于迎来了解放。这是喜事，应该庆祝。
我和阿伟打趣：“现在有时间了嘛，教我炒股嘛。”
阿伟苦笑着点了点头。
我眼中，他新的人生蓝图正在展开，他可以不再被公务员考试束缚，自在地去做那些自己真的喜欢做的事情。公务员这扇门虽然向他关闭，但是，另外的窗户也在打开，那也是很灿烂的人生啊。
当然，这些话我没说，我怕这是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对阿伟而言，那个全身心奔赴的目标轰然倒塌，恍如佩剑的堂吉诃德失去了远方的风车，眼下的他，更多的应该是感到大片的迷茫吧。谁说牢笼不是很多人的立身之本呢？你之蜜糖，彼之砒霜罢了。
我再次举起酒杯，不再多言，一切都在酒中。
后记
这个月，阿伟的一条朋友圈“红了”：“一群废物，连网络都搜不到名字的，也好意思在这边吠，真把自己当神了。”
那晚，单位迎检，临时要求阿伟加班。分配工作的科长年轻、趾高气昂：“材料今晚交，我在这里等着。”言毕，翘起脚，拿出手机，不再多说。
12点，交完材料，阿伟在路灯下发了这条朋友圈，全员可见。
阿伟再没和我聊起公务员考试，为考试准备的资料堆了灰，为看网络课程买的平板电脑用来给儿女播放动画片。阿伟和我聊得更多的是，单位发不出工资。
“发不出钱，还一大堆要求。”这是他对眼下工作最大的怨怼。
我知道他不会辞职。那是属于中年人的困境，尤其是超过35岁街道合同工的困境。像是卡在生活的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