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岭南文化独具特色。慧能、张九龄、陈献章、屈大均、梁启超等，均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日月更迭，文脉传承。时至今日，开放包容、开拓创新、家国情怀等岭南文化的特质依旧在岭南人身上延续。为更好展现当代岭南文化特色，羊城晚报特别推出《岭南学人》专栏，通过采访10位岭南文化名家，观照岭南文化在新时代中的新风采。敬请垂注。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孙唯实习生袁辰悦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宋金峪

深耕戏曲，兼学诗词，还通《周易》，不忘创作——以“戏曲为主，兼学别样”为学术目标，七十年间，黄天骥一步一脚印，贯彻“融会贯通”的理念，将学术道路走得既“宽”又“实”。师承大家，他决心“做好一座桥梁”，传承薪火，引领后生。数十载的耕耘，黄天骥不断开拓，守正创新；破门而出，融会贯通——他的治学之路，彰显了一名岭南学人的自觉和担当。

“戏曲为主”：深耕戏曲，薪火相传

“我的人生很简单。我一辈子都在广州生活，一直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谈起自己的人生经历，黄天骥笑言。

一句“简单”背后是九十载光阴，实在不简单。黄天骥是土生土长的“老广州”：1935年生于西关，17岁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师从董每戡、王季思、詹安泰等著名学者。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八十五岁退休，此间他从未离开康乐园。七十载治学路，黄天骥走得很宽。秉承着“融会贯通”的理念，他为自己定下了“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学术目标。

黄天骥在戏曲领域的深耕，是从整理和校注戏曲文献开始的。1961年，他参与了王季思主编的教材《中国戏曲选》的编写。几年间，黄天骥天天到王季思家“上班”，利用王季思的藏书和资料，逐字逐句地整理剧本，探索版本源流，注释疑难词语。“王先生知道我的脾气，‘黄天骥的屁股尖，坐不住’，把《中国戏曲选》最难的交给我。研究一个词需要掌握很多点，不是一般词典可以查出来的，要研究元代的历史、元代的语音，进行各种版本的校勘。这一来，真把我的屁股磨平了。”黄天骥回忆道。

尽管艰难，但枯燥的校注工作使“调皮捣蛋”的黄天骥实实在在地坐稳了冷板凳，大大精进了文献基本功，为日后的戏曲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黄天骥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戏曲的方法——“通过对戏曲微观的考察，扩展到对戏曲体制、形态的探索”。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便有了《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旦”“末”与外来文化》等见解新颖的论文。

黄天骥在戏曲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离不开王季思、詹安泰等大家引路人，而他也将这份师者匠心传承了下去，决心“做好一座桥梁”。继1996年协助王季思完成《全元戏曲》的编校出版之后，2010年，他以75岁高龄带领团队拿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担纲主编《全明戏曲》。“我们这个团队从王季思先生开始，有一个传统，就是利用大项目来培养年轻学者，培养团队的后备力量。”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勇说。

八年后，项目正式结项，黄天骥不负自己所期。

“兼学别样”：融会贯通，破门而出

在“兼学别样”这一方面，黄天骥同样精益求精，著述颇丰。初入中山大学时，黄天骥便对诗词情有独钟，虽然后来研究重点转向戏曲，但这份喜爱一直深藏于他的心中，从未忘记。

“诗词和戏曲研究有很多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比如都要有考据，而考据最讲究内证。我常常是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黄天骥正是利用了“内证”的方法，考证了纳兰性德妻子逝世的时间，并完成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词学著作《纳兰性德和他的词》。此后，他还陆续发表了《吴梅村的诗风与人品》《朱彝尊、陈维崧词风的比较》《元明词平议》等论文，为古典诗词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

从学术研究上讲，黄天骥戏曲、诗词兼理，对《周易》也深有研究，曾成书50万字的《周易辨原》。此外，正如黄天骥的学生、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诗洋说的那样，黄天骥在创作上“其实也可以称为一位作家”——诗、词、歌、赋，他均有涉猎。康乐园中文堂大堂内镌刻的对联“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也出自黄天骥之手。

此外，他还十分擅长散文创作。扎根康乐园七十年，黄天骥将在中大的甜酸苦辣集成文字，收入散文集《中大往事》；情系广府九十载，他写就了两部散文集《岭南感旧》及《岭南新语》。一“感旧”、一“新语”，均以“一片真心真情写真事”，可见“处岭南而观中国”之用心。

“广东人做学问有一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很敢创新，在方法上、思想上创新。再就是，广东人做学问很能够包容，从包容到交融。”黄天骥说。作为一名岭南学人，在数十年的问学、治学中，黄天骥师承前辈，引领后生；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一以贯之地“守正创新”“融会贯通”，始终脚踏实地，不断勇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