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要有勇气、要有智慧解决长期困扰欧洲的“美国问题”，争取“双赢共赢”的未来”。
欧洲很多国家很难像东盟国家一样，把发展、把国家的经济作为头等大事。
“中国因素”应该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反映在经济上，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在理念的构建上。在东方卫视12月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吴新文教授，从一场“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中国与欧洲的视角”国际研讨会聊起，讨论困扰欧洲的“美国问题”。
《这就是中国》第261期
张维为：
2024年10月8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瑞士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GCSP），联合举办了一场“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中国与欧洲的视角”国际研讨会。我从个人的回忆开始了自己的主旨演讲。
我说，“今天我们的会议在日内瓦MaisondelaPaix（和平之家）举行，我感触良多，因为这里既是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所在地，也是我的母校日内瓦国际与发展高等研究院（时属日内瓦大学）的所在地。正好三十年前，我在这里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今天看到这么多老朋友、老同事、新朋友，还有我的学生，我非常感动，想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分享了三段自己的回忆：先是我的论文导师吉尔伯特·艾蒂安（GilbertÉtienne）教授。他对中国充满热情，他在日内瓦的别墅成了当时我们这些中国研究生周末聚会的地方。1994年4月30日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评审委员会宣布我获得了5.75分（瑞士教育体系里最高分6分），而且推荐高院资助这本论文在英国出版。艾蒂安教授高兴极了，他说“这是高院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之一”，他开玩笑说：“维为，你知道，爱因斯坦偶尔也获得过6分。”我们都笑了，懂得虽然没有人能与天才媲美，但我们总可以尽力把自己的目标定得更高一点，研究做得更原创一点，甚至去开辟一些新的天地。
接着我又回忆了我的另外两位导师，一个叫库尔特·加斯泰格（CurtGasteyger），还有一个叫安东尼·霍普金斯（AntonyHopkins）。加斯泰格教授是国际安全与战略领域的顶尖学者，对中国和欧亚大陆有浓厚的兴趣。我还是他的研究生时，他就邀请我为他的安全研究系列撰写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
加斯泰格教授很早就把安全和经济发展相联系，提出一种“大安全观”，这对我很有启发。这本小册子也成为国际上关于中国模式的最早的学术作品之一，很快就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等其他语言。作为基辛格先生的好友，加斯泰格教授对中国和欧亚大陆的许多看法，远比今天许多西方主流学者更加深刻、更加成熟，更毋庸说那些欧洲的政客了。
安东尼·霍普金斯教授仍然健在，现在是剑桥大学荣休历史教授。霍普金斯教授具有演说家的风范和典型的英式幽默，深受我们高院学生的喜爱。在他的指导下，我的英语写作水平走向成熟。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史学家，对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研究非西方社会要警惕欧洲中心主义，他当时就指出美国应当坦然接受中国的崛起。
张维为教授向格雷明格大使赠送《这就是中国：何谓民主》和《世纪之辩》两本书
这三位学者对原创研究的要求，对发展与安全关系的认知，对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的警惕，对于我们今天讨论如何应对全球安全挑战，都很有启发意义。当前全球安全形势严峻，特别是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的主题是“双输多输”（Lose-Lose），突显了欧洲因为俄乌冲突引发的重重危机。比较之下，在亚洲，特别是中国与东盟这个板块，人口是欧洲的三倍，却赢得了将近五十年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基本实现了“双赢多赢”（Win-Win）。
我分析了中国-东盟板块的成功经验，将其归纳为“三重结构”+“一个关键因素”，“三重结构”是发展结构、政治/安全结构、文化/文明结构，以及中国这一关键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东盟发展结构与欧洲的发展结构高度政治化不一样，中国-东盟板块聚焦发展本身，没有把它政治化，而是把发展看作是稳定和安全的必要条件。我们今天举行研讨会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第三世界的经济体发展成一个第一世界的经济体。同样的，东盟大多数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也见证了持续增长和持久的和平。
关于政治/安全结构，东盟确立了“东盟中心地位”原则，坚持不结盟，不选边站，积极促进区域一体化，并与主要大国建立了一系列对话机制，如“10+1”、“10+3”、“10+8”等等。同样，中国作为一个高度独立自主的国家，一贯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原则。中国是首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首个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国家。
至于文化/文明结构，中国和东盟都致力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强调文化文明的交流和“亚洲智慧”。这种智慧包括战略耐心、谈判解决领土和其他争端、非正式外交的重要作用、“进两步退一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
从这“三重结构”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全球意义。这些倡议实际上是基于中国-东盟合作等其他“双赢多赢”的成功经验，我想这些倡议能够惠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一个关键因素”，我借用不久前北约峰会描绘中国的术语“决定性的推动者”（decisiveenabler），但反其道而用之。北约当时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抹黑中国，称“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这显然是荒谬可笑，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中国的朋友和战略伙伴，中国不是这场冲突的“决定性推动者”，而是中国-东盟板块双赢多赢的“决定性推动者”。
2024年7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峰会现场
我还比较了中美作为大国的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首先，美国将其它国家视为“要么朋友要么敌人”，而中国把其它国家视为“朋友或潜在的朋友”。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中国人没有“救世主”的情结，没有武力征服他国的军国主义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宗教战争。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许多巨人，如伏尔泰、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等等都呼吁欧洲向中国学习。我还提到自己与福山先生2011年关于“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的辩论。我说如果欧洲当初能够听取像我们这样的中国学者的劝告，也许就可以避免后来席卷整个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但历史是没有后悔药的。
第三，在所有主要大国中，中国使用武力的门槛最高。但我也强调指出，“文明型国家”首先是一个拥有强大国防能力的现代国家。不久前，中国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这就是严厉警告那些喜欢动武的“战争狂人”。
第四，中国对世界的愿景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信奉“合则兴”，而非美国的“分而治之”；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拒绝美国的“不是在餐桌上，就是在菜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