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葆元
《宋史·孝义传》中有个齐州人王洤为母亲养老的故事，母亲终归要与他分别，他不忍母亲离去，终日在坟上哭泣，以至惊动了州郡，官员带着粟帛上门慰问，并在坊巷予以旌表。王洤一介草民能入传，其背后依靠的是北宋时期的社会理念及施政措施。
北宋社会自开国就有一整套养老制度，到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制度更加完善。那一年是宋徽宗继位的第一个年头，他下诏在汴京设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并且诏令“诸郡并置”(《宋史》徽宗本纪)。安济坊可不是小规模的养老院，坊是一个区域，划定一个区域作为奉养老人的场所，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宋徽宗诏令下，“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这就是说，凡是无子女的绝户老人、生活无着的老人，都由安济坊收留奉养。汴京繁华，除了灯红酒绿的市井，还有这处安济坊。两个月之后，“河北安济坊设立”，之后全国性的养老机构纷纷出现。
当时北宋朝廷边塞吃紧，与西夏、契丹、女真都有边境摩擦，宋朝把大量军队部署在边境地区。安济坊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养老金挤占了军费开支。宋徽宗不为所动，仍然坚定地推行这项硬件建设。
人的道德观参差不齐，如果有子女不给父母养老怎么办？按宋律，凡是有儿女的老人进不了安济坊，因此朝廷就出台了另一个政策：惩罚。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川陕西路有父母患病而子女“多不省视医疗”者，宋太祖闻听大怒，那年五月下诏：“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这是对不养老行为的法律追究。一个法律措施，一个安置措施，完善了宋朝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
制度需要从正面予以阐释，也有利用这个制度设置诱使罪犯上钩的。宋太宗时，成都知府张咏为了迫使一位在逃犯人自首，“拘其母十日”，那个罪犯没有回来。张咏加大力度，又“拘其妻一宿”，那个罪犯闻讯回来了。从今天的法学观点看，张咏有点执法过度。而当时的张咏认为，拘你母亲你不回来，拘你妻子了，你跑回来了，还有点孝悌观念吗？不孝者，罪！最终还是将他“就市斩之”(吴居厚《青箱杂记》)。
宋代社会普遍尊敬老人，对老翁称老丈、太公，对女性老人称婆婆。老龄化在宋代是有具体标准的，宋人平均年寿不长，宋神宗元丰年间将人群老龄标准定为六十岁，到了宋徽宗时期将老龄标准降低到五十岁。这个标准一直延续到南宋。
南宋的养老机构不叫安济坊，改叫居养院。《嘉泰会稽志》记录了南宋绍兴一带的社会人文、历史风貌。此志由会稽人施宿主编，陆游父子都参与了编撰，而且陆游为之作序。该志记载，会稽养老的“居养院最侈，至有为屋三十间者，初，遇寒只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足见设施之完备。官府必须首先满足居养院的物质需要，“兵食顾在后”。这里有一个名词叫“纸衣”，纸衣不是纸糊的衣物。所谓“纸”是楮树的树皮，树皮是造纸的原料，故曰“纸”。宋时棉花尚没有普遍栽培与应用，人们就用楮树皮做御寒衣物、被褥的充填物，起到絮棉的作用，十分暖和，司马光、苏轼、陆游都穿过这样的衣服。
除了会稽，临安府的居养院更多，据绍兴二十六年统计，临安府用于此项的支出，钱、米均达十余万之多。江西吉水为“庐陵八邑”，八邑中有七邑设居养院，独吉水没有，后来当地知县在城南择官屋十楹，建起一座安乐院，每年拨米五十斛。
安济坊以外，汴京还在东城和西城分别设立了两处福田院。到了宋英宗时期，福田院不够用，于是在南城和北城又添置两处，这样仅京师就有了四座福田院。据《宋史·食货志》载，“凡鳏、寡、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之。无，则居官屋，以户绝财产充其费。”宋政府把这一部分人和物统一管起来，用“户绝”的房屋和财产充当他们的生存费用，如果户绝者的房屋不够用，就用政府的“官屋”。
任何制度确立都源于它的文化理念，安济坊、居养院制度都是宋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宋朝是儒家治国的时代，赵普告诉宋太祖，“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切社会操行以儒家道德为标准。养老制度的文化本源在一个“孝”字，有孝才有善行，没有孝罪恶昭彰，所以儒家说“百善孝为先”。什么是孝？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尊之以礼，祭之以礼”便为孝。安济坊、居养院给无助的老人以生活的尊严，就是这个理念的体现。孟子说得更直观，他说，“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天下养”。孝是儒家仁、义、礼、信的基础，没有孝，仁义礼信就没法立身。当然“孝”文化也有一些反科学的糟粕，是愚孝。今天我们用养老的理念关照老年人，更是对老年人尊严的关爱与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