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华

今年9月，辽宁沈阳小刘的母亲感觉胸闷气短，小刘不方便回去，便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了一位陪诊师。陪诊师推荐了当地一家知名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位专家。但普通诊和专家诊均显示“号满”。陪诊师表示，他能帮忙挂上该院的一个知名专家号，服务费300元，专家门诊费36元。记者近日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患者挂不到的专家号，陪诊师却能够挂到，让人不得不怀疑背后存在猫腻。（12月7日《工人日报》）

出现这种现象，尤其需要防范陪诊师本人就是“号贩子”，只不过他们现在可以用陪诊师这个身份作为伪装。还有一种可能，他们不直接贩号，却与“号贩子”相互合作。若如此，陪诊师不仅成为“号贩子”的遮羞布或合作者，而且更便于他们接近患者。对于这种或直接或间接的贩号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

此外，获取紧缺号源或许是陪诊师的一种能力，甚至是陪诊师所称道的独有竞争力。比如他们与医务人员打了多年的交道，相互之间已很熟悉，可以要求专家临时加号，或通过特殊途径找到号源等。这类做法的性质虽然没有直接贩号恶劣，但找关系、走后门也属于违规行为，对于号源分布的公平性，对诊疗秩序、对医疗行业风气等，也将构成很坏的影响。陪诊师通过关系网等渠道获得紧缺号源，同样要加以防范。

也不能排除，陪诊师抢到紧缺号源是陪诊的一类优质服务。现在普遍需要在网上预约挂号，部分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对网上挂号操作不熟，甚至因存在数字鸿沟，很难成功预约挂号。假如陪诊师通过正当的操作，帮助这部分患者成功挂到专家号，不仅不应该受到指责，而且还要加以鼓励。

由此看来，对于陪诊师能够挂到患者挂不到的专家号，应该及时发现并查处可能存在的不良行为，但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死”。一种行为存在多种可能性，并且之间缺乏清晰的界线，就难以定性和监管。只有为陪诊师清晰划定行为边界，方能区别对待不同的情形，在提升陪诊服务质量的同时，避免有人浑水摸鱼。

其实不仅挂号如此，在引导患者就医方面同样如此。陪诊师若能真正替患者着想，就会为患者选择最适合其病情的医院、科室、医生。但“医托”同样以“为患者好”等为由，诱使患者到特定的诊所就诊，并诈取患者的钱财。假如这两者之间缺乏清晰的边界，“医托”就会以陪诊师的身份出现，而无私地替患者选择就医去向的陪诊师，则反而可能被误会。在收费、医疗隐私保护等方面，同样亟待出台标准和规则。

陪诊师是社会自发出现的职业，社会对这一职业的需求日益增加。目前陪诊师队伍鱼龙混杂，甚至“号贩子”和“医托”也可能混迹其中，此现象警示社会，陪诊行业亟待规范，尽快为陪诊师清晰划定行为边界，才能促进这个新兴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