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桂园执行董事及主席杨惠妍、执行董事及总裁莫斌、执行董事及财务负责人伍碧君被上交所通报批评，并记入诚信档案。”因未按时披露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日前，上交所作出上述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虽然碧桂园董事会认为无理由对杨惠妍、莫斌及伍碧君的诚信及能力存疑，但是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上交所对碧桂园的通报批评也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影响了公司的市场声誉和信用评级，诚信档案的记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的信任。

碧桂园及其高管被上交所通报批评

12月6日，碧桂园发布公告称，公司执行董事及主席杨惠妍、执行董事及总裁莫斌、执行董事及财务负责人伍碧君，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通知，由于公司未能按照上交所的相关债券上市规则等规定按时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上交所分别对碧桂园、上述三位高管以及其他具名人士作出自律监管措施决定。据此，上交所对公司、杨惠妍、莫斌及伍碧君予以通报批评，并记入诚信档案。

碧桂园表示，鉴于相关违规是由于集团未能及时完成对2023年度业绩的审计等客观原因导致，并非因相关人士怠于履职尽责，因此董事会认为无理由对杨惠妍、莫斌及伍碧君的诚信及能力存疑，杨惠妍、莫斌及伍碧君继续担任执行董事是合适的。

早在8月30日，在预期延迟刊发2023年度业绩的公告中，碧桂园提到，由于行业持续波动以及集团正在进行债务重组工作，集团需要更多时间去收集资料以作出适当的会计估计及判断，以及收集相关财务资料以谨慎评估其现时及未来的财务资源及财务义务，以便落实2023年度业绩及2023年度报告。

另据此前披露，9月5日，碧桂园委任中汇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新核数师，并已在审核2023年年度业绩。彼时，碧桂园表示，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与核数师密切合作，在实际可行情况下尽快刊发2023年度业绩及2023年度报告、2024年中期业绩及2024年中期报告。

在此次公告中碧桂园表示，公司及相关当事人高度重视上述通报批评事项，将严格遵循债券信息披露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仍在全力推进2023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以期加快年报编制及审计工作进展，尽快出具2023年年度报告。

据悉，碧桂园公司股份已经自2024年4月2日上午9时于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并将继续暂停买卖。

“不确定性或使债务重组谈判更复杂”

在加紧编制财报的同时，碧桂园的境外债务重组也在持续推进中。据悉，碧桂园近期向主要债权人团体发送了公司的重组方案条款初稿，公司正在与银团协调委员会及美元债持有人特设小组就重组方案的条款进行进一步的磋商，因保密原因，重组方案的相关细节尚无法对外披露。公司希望可以尽快与主要债权人团体就重组方案达成一致。

汇生国际资本总裁黄立冲表示，从行业惯例来看，延迟披露财报并非罕见现象，尤其是在当前房地产企业普遍面临财务困难的情况下。碧桂园也表示违规是由于审计工作未能及时完成等客观原因。因此，从法律层面看，这一事件并未涉及更严厉的处罚（如罚款或停牌），属于较低级别的监管措施。

但是黄立冲也认为，这一事件可能对公司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碧桂园及其高管被通报批评，并被记入诚信档案，这直接影响了公司的市场声誉和信用评级。对于一家房地产企业而言，信用是获取融资和维持业务的重要基础。诚信档案的记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的信任，增加未来融资的难度。

“碧桂园目前正面临财务压力，包括债务重组和流动性紧张。延迟披露财报不仅导致股票长期停牌，还可能引发债权人对公司偿债能力的质疑。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使债务重组谈判更加复杂，同时也可能导致债权人采取更为保守的态度，进一步限制公司的资金流动性。”黄立冲如是称。

接手碧桂园两年，杨惠妍坦言“充满挑战”

“尽管公司表示延迟披露是由于客观原因（如审计工作未完成），而非高管失职，但这一事件反映了碧桂园在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黄立冲表示，管理层需要迅速采取措施改进信息披露流程，确保未来能够按时完成财报编制，以恢复市场信心。同时，财务压力和市场信心不足可能会影响项目资金的分配，从而对交付能力造成潜在威胁。此外，公司还需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这进一步加重了资金使用的紧张程度。

在10月14日召开的碧桂园集团内部管理会议上，杨惠妍强调，当下政策环境趋好，公司要努力抓住机遇做好三件事：保交房、资产管理、有效销售。“这三者相互作用，互为一体，是公司穿越周期、健康发展的关键。”

而在12月6日召开的月度管理会议上，杨惠妍再次强调要全力以赴保交房，鼓励全体员工共同努力面对挑战。杨惠妍表示对公司未来充满信心，将尽快带领公司回归正常经营的状态，并将继续深耕房地产行业。

2023年3月1日，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将碧桂园管理权交给女儿杨惠妍。当年碧桂园出现流动性危机，偿债压力接踵而至。

如今，在杨惠妍看来，接手碧桂园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也意义非凡。过去两年里，公司总共交付了约100万套房，“假设每户家庭平均3个人，就意味着我们的工作直接影响了300万人的生活。”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袁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