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29日，鹿钟麟接到冯玉祥让杀掉徐树铮的命令后，很是犹豫，冯玉祥说：“天塌了有柱子接着，你怕什么。” 民国军阀混战时期，北洋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形成了一张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在这张网中，段祺瑞、冯玉祥和徐树铮三人的关系尤为引人注目。 段祺瑞作为皖系军阀的首领，手握北洋政府的大权，而冯玉祥则是直系军阀的重要将领，两人虽然同属北洋，却因为势力划分而时常产生矛盾。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得力助手，在处理皖系与直系的矛盾时常常扮演着关键角色。 1918年，徐树铮在天津奉军司令部设宴款待陆建章，饭后以密谈为由将其引至后花园，随即下令卫兵将其击毙。 陆建章担任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长期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特务机构，其权势之大让许多人闻风丧胆。北京城里的酒馆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就是为了防备陆建章的眼线。 这位让人谈之色变的特务头子，却在徐树铮的设计下命丧黄泉。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是徐树铮认为陆建章在袁世凯面前进谗言，导致自己多次面临被撤职的危险。 当时的北洋军阀内部，皖系和直系的矛盾日益加深。皖系主张对南方采取强硬态度，而直系则倾向于谈判解决。陆建章的死，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私人恩怨，更折射出当时复杂的政治博弈。 然而徐树铮没有想到的是，陆建章还有一个地位显赫的外甥，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冯玉祥。当年冯玉祥正在发展势力，不便与皖系正面冲突，只能将这段血海深仇暂时埋在心底。 冯玉祥表面上与皖系保持着正常的往来，但内心却始终没有放下为舅舅报仇的念头。随着时局变化，冯玉祥的势力不断壮大，他在京津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为日后的复仇行动创造了条件。 为了掩人耳目，冯玉祥还特意安排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到自己麾下做事。表面上这是在照顾死者家属，实则是为日后的复仇计划做准备。陆承武的存在，让这场复仇在外人看来更具有＂正当性＂。 1925年底，徐树铮结束了为期八个月的欧美考察之旅，以风光的姿态返回中国。在这次出访中，他以中国二号人物的身份，受到了各国元首和政要的隆重接待。 这与他几年前被通缉为＂十大祸首＂时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后，徐树铮的政治地位迅速回升，重新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人物。 1925年12月29日，徐树铮在北京处理完公务后，决定乘坐专列南下。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入冬，寒风凛冽，但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徐树铮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冬天。 就在徐树铮准备启程的前夕，一张纸条出现在了段祺瑞的办公桌上。纸条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又铮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立即派人将纸条送往火车站。 然而，身居高位多年的徐树铮并未将这个警告放在心上。他认为自己此行有段祺瑞作为靠山，加上刚完成了重要的外交任务，应该不会有人敢轻举妄动。 当专列驶入廊坊站区时，已是深夜时分。这个位于京津铁路线上的普通车站，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冯玉祥接到徐树铮南下的消息后，立即召集亲信商议对策。其中冯的心腹将领鹿钟麟对处置徐树铮一事表现出明显的犹豫。 冯玉祥最终拍板决定处死徐树铮，并指派张之江的卫队执行这一任务。张之江接到命令后也感到事态重大，但在军令如山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出卫队前往廊坊车站。 在12月30日凌晨一时，徐树铮被从专列上带到站外。整个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的随行人员虽然也被扣押，但最终都获释并发给短途路费。 为了给这次处决披上＂为父报仇＂的外衣，冯玉祥和鹿钟麟连夜安排陆承武赶往廊坊。但当陆承武在早上七点到达时，徐树铮已经被处决了六个小时。 陆承武按照安排，在徐树铮的随员面前宣称这是为父报仇。这个精心设计的说辞，让外界对徐树铮的死因产生了误解，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冯玉祥的行动提供了合理性。 这次处决的消息很快传回北京，在北洋军阀圈子里引起了巨大震动。尽管大家都知道这是冯玉祥的手笔，但＂为父报仇＂的说法却让人难以公开质疑。 段祺瑞在得知徐树铮遇害的消息后，当场放声大哭。这位在军阀混战中久经沙场的北洋元老，面对爱将之死表现出罕见的情感。 在段祺瑞的晚年，他始终为没能挽救徐树铮的性命而懊悔。这种悔恨之情甚至延续到了他的身后，他在临终前特意叮嘱后人，每年祭祀时都要在祖先牌位旁摆上徐树铮的牌位。 段家后人恪守这一遗愿，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段祺瑞的孙子段昌义在台北见到徐树铮的儿子徐道邻时，还特意提到了这个传统。 1919年，他利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混乱局势，成功促使外蒙古撤销自治，重返中国版图。 这一功绩得到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贺电中将徐树铮比作汉代名将班超和傅介子，称赞他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一历史性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