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就有着频密往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派遣军队征服了现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地区，设立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秦亡时，三郡失去管理，南海郡尉赵佗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汉武帝时期收复南越国，并在当地设置七郡。其范围从现在的广东一直延伸到越南中部，合称交州。

东汉时期，班固编著《汉书》，在《汉书·地理志》的最后部分，系统介绍了当时所认识的“世界”，其中谈到了中印贸易的相关内容。书中提到，七郡之地总称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石泽良昭和生田滋在《东南亚的传统与发展》一书中认为：

“商品列表中的犀、象、玳瑁、水果、银、铜，很可能是东南亚产品；而珠玑指宝石，布则指棉织物，这些应该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在西汉时代，即约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世纪末，至少在东南亚大陆沿岸地区，各地之间通过海路频繁进行着贸易。其目的之一，无疑是通过番禺，得到中国制造的精美青铜器和铁器。东山地区生产的铜鼓估计也是通过这样的路线运往各地的。”

此外，《汉书》里也记录了珠厓，即今海南岛的情况。还有一些有关中国到南印度黄支国的贸易路线的记载。记载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

《东南亚的传统与发展》认为：

“黄支国即今南印度马德拉斯附近的甘吉布勒姆。因此，其位置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里的松帕特麻极其相近。亦或许甘吉布勒姆就是松帕特麻。虽然都元国和邑卢没国的位置不太明确，但谌离国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是确定无疑的，这条航线很明显是从日南郡出发，沿中南半岛南下而行。

另外，从谌离国步行到达夫甘都卢国，说明这条路线一定是横穿马来半岛进入西海岸的。这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第64节叙述的从克里塞到‘Thin’的路线吻合（当然方向相反）。从位于半岛西岸的夫甘都卢国继续乘船沿海岸航行，可到达黄支国，即甘吉布勒姆。这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第63节内容相呼应。

《汉书·地理志》中还记载了汉代使者前往甘吉布勒姆以南的已程不国的情况。已程不国可能是该区域的政治中心。书中还记载了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科罗曼德尔海岸曾有使节或自诩使节的商人到访过番禺。书中还有王莽在汉平帝元始年间，贿赂黄支王，令其遣使敬献活犀牛的记载，足见二者关系的密切程度。”

中国和甘吉布勒姆之间的贸易往来，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商品。《东南亚的传统与发展》中写道：

“他们从中国前往甘吉布勒姆携带的商品有黄金和杂缯。杂缯即五颜六色的厚丝织品。当时中国富有黄金，以黄金流通为支柱的古代货币经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在甘吉布勒姆获取的商品有明珠（珍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宝物。璧流离为玻璃制璧，即环形随身装饰物，但这里应该指的是一般玻璃制品；奇石异物具体的品目应该是前面提到过的珍珠、宝石、棉织物。

与《厄立特里亚航海记》对比发现，珍珠的确产自印度，而玻璃制品则产自埃及等地。书中最后还记录了从甘吉布勒姆返回中国的路线图：‘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皮宗’由马来语‘Pisang’音译而来，意为香蕉，指马来半岛前端附近的香蕉岛。

也就是说，该路线大致如下：从甘吉布勒姆出发，横渡孟加拉湾到达马来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其出口附近的香蕉岛，再沿马来半岛北海岸线北上，横渡暹罗湾到达中南半岛沿岸。

或者从书中特意记录香蕉岛的名称来看，可能是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贸易船航行到香蕉岛，在那里与来自暹罗湾沿岸地区以及爪哇岛、巴厘岛的贸易船进行交易。当然，横穿马来半岛的路线自然也被利用上了。”

到了明代，《皇明祖训》有“不征之国”一说，其中就包括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苏门答腊（今苏门答腊岛八昔）、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洼国（今爪哇岛）、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今文莱）等。

到了现代社会，“东南亚”这个地理概念被确认，它大致包括两部分：一是东南亚大陆，即中南半岛，包括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和马来半岛，它们与中国、印度相连，历史上受到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二是东南亚海岛，即马来群岛，包括印度尼西亚、东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和东帝汶。这一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历史上也深受中国和印度影响。

这个地区涵盖了大量不同的族群和语言，是人类族群和语言最多元化的地区之一，信仰的宗教也各自不一。它固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上的整体，但有着非同一般的复杂性。

在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始终与亚欧大陆保持着足够的隔绝，原始人类曾在此独自演化。智人来到东南亚后，逐渐繁衍生息，大约五万年前，东亚人迅速扩张，也进入东南亚。此后，东南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和融合的历史。

尤其是水稻的种植，让东南亚社会实现了巨变，围绕水稻种植建立起社会秩序。其后的越南东山文化，以工艺考究的铜鼓证明当时的东南亚大陆已经出现等级森严的复杂社会，迈入文明门槛。精通航海的南岛人则建立起南海和印度洋最早的海上贸易网络。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东南亚从未形成统一国家，各种区域性王朝迭起。有人将之视为曼荼罗体系的影响，曼荼罗在梵语中是圆圈之意，近代学者借用这一概念描述东南亚的政治体制，即同心圆式政治体制，居于中心的是最具权威的霸主，如扶南王、东吁王等，直辖领地不大，但有诸多小国效忠，所以疆域看上去不小。霸主与附属国间通过朝贡、提供人员等方式维持联系，控制关系随同心圆扩展而递减。历史上的蒲甘、大城、吴哥、占婆、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等都属于这一体系。

有人分析，“曼荼罗体系强调个人关系，朝贡附属国仅服从于霸主个人，或霸主所统治的城市。因此在东南亚的历史上，常常能看到强国突然崛起，或者瞬间崩溃的情况。”

谈东南亚历史，离不开贸易。以室利佛逝王国为例，这个在公元7世纪至13世纪间达到鼎盛的王朝，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等重要贸易通道，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也正是依托于贸易的发展，它吸收了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文化。

《东南亚的传统与发展》讲述了从史前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南亚地区发展史，铺陈了东南亚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转地，如何在印度和华夏两大文明的影响下兴起，各个民族和国家如何在交融与冲突中实现发展，并不断地将外部文明融入本土，创造出多样文化的历程。最后又讲述了在西方的逐步侵入下，东南亚如何从传统社会向近代萌动的历史过程。

从16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东南亚，一方面掠夺资源，造成巨大灾难，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思潮和科学技术。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也让东南亚国家逐步摆脱殖民。

上世纪60年代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新加坡就是典型。而在这段历程中，东南亚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世界潮流相碰撞，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面相，有些国家安定富庶，有些国家始终动荡，始终呈现着这一地区的复杂性。

《东南亚的传统与发展》，[日]石泽良昭/[日]生田滋著

杨晔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