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戴松岳

舒亶（1041-1103）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属浙江）人。治平二年（1065）试礼部第一（相当于明清时期的会元，进士及第）。因在任监察御史里行，与李定同劾苏轼，是为“乌台诗案”．而在历史上，人们对舒亶的评价褒贬不一。

舒亶．

舒亶的历史地位

说起舒亶与王安石、苏东坡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他们三个人在宋代，在北宋都是一流人物，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相似处有三点，一个他们三人活的寿命都几乎相同。王安石最大，他生于1021年，死于1086年，活了66岁。苏东坡他生于1037年，死于1101年，活了65岁。舒亶他生于1041年，死于1103年。所以他们年龄相近，寿命相仿。第二他们都是少年得志，而且获得了全国的最好成绩或者最高的荣誉。

王安石在考试的时候，本来是第一名。但是神宗皇帝看到他的试卷里面有一句“孺子可朋”，可这句话是周公说的，对象是周成王，有教育孩辈的意味，就大怒不让他做状元，于是把他硬生生地拉下来，拉到第四名。让第四名的杨寘当状元。在实际上，王安石是那年考试的第一，是真正的状元。而苏东坡在参加全国考试的时候，他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一看这篇锦绣文章写得这么好，认为肯定是他的学生曾巩写的，但曾巩是他的学生，当第一名又不大好。因为宋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考卷上是没有名字的，称糊名，考官不知道这份卷子是谁答的，要分数判定了以后，揭开了才知道。那就让他做第二名。结果公布成绩、揭开“糊名”之纸，再一看，这个第二名是苏东坡，一个未曾知晓的来自四川的青年学子。而舒亶在他礼部考试时候，直接就是礼部考试第一，是那年礼部考试的魁首。

所以他们可以说都是全国第一流的人物，而且王安石和苏东坡，更是超一流的。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也是唐宋八大家，诗歌创作上也是有影响的大家。苏东坡更是文名满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他在散文上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与韩愈齐名，称为“韩潮苏海”，是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是豪放派的代表。而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书法是“苏黄米蔡”宋代的四大家之首。还有他的东坡肉，他的寒食帖等等。这是他们的第二个相同点。

第三个相同点，他们一生的命运都很曲折，都有过在野、在朝，在官位时，都有做出常人所不知道的或者不合情理的事情，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长久的话题。

而在施政风格方面，他们又有显著的不同，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王安石和舒亶都是主张革新的。王安石是改革的领袖，而舒亶就是新法的维护者和追随者。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是认定了目标，绝不退却，毫无妥协的余地。王安石是如此，舒亶也是如此。而苏东坡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观念是有变化的，也往往是被动的。

第二个不同点，王安石和舒亶都是视官场、官职作为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一种条件，而不是为升官、为做官而求。所以王安石可以两次罢相，离开朝廷安居在南京。舒亶因为是杀了一个不孝的弓手而离开朝廷，弃官回乡后就在家乡宁波。起复后，屡建奇功而升为御史中丞，因得罪众多官员而以“微罪”被罢官，在宁波住了十几年，居所“懒堂”就是在月湖南岸。在这十多年中，有几次新党重掌大权，他只要自己去说一下就可以重新做官，但他就是坚决不去，直到六十几岁时，宋徽宗登基后才出去做官，直至在任上殉国。

而且他和王安石两个人都非常注重军事，注重政治，注重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舒亶实在是一生报国的斗士。

宁波典籍里记载有大星降落的预兆，他就是去现在的湘西征战时死在军中。当时湘西还是比较落后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所以说，他把最后的生命也留了在了那里。

苏东坡与他们不同的就是在对于新法的态度上面，他有表示赞成的时候，但变法初期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对者。到后来司马光要尽数废除新法时，他又觉得有些新法是可行的，不可尽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立场是有变化的，不统一的。

第三个不同点，苏东坡他为人旷达洒脱，所以他是人见人爱的人物，而且他旷达的人生就是此心安处即吾乡。所以不管他在杭州，在儋州，还是在黄州、惠州，他都能够忍受一切的磨难。但是反过来说，他也因此随遇而安，没有一种像王安石，像舒亶那样的坚韧。所以，他们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就势必要产生一种尖锐的矛盾。这个尖锐的矛盾落实到一个具体事情上，就会引发出种种的悲剧。乌台诗案就是这样一个悲剧。

而依我看来，在乌台诗案中，舒亶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只是在尽责地为新法护航。他没有任何可以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以及在人品上的被指责的地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苏东坡现在成为全民的偶像，这是后人的评价。当时他还不是东坡，他是苏轼。轼是什么呢？轼，是车子上的一根横木，它没有什么用处，但是缺少它，车子就造不起来。而且人们向远观望车子时，它是人们最早看到的，所以这个车轼最引人注目。而他的弟弟的苏辙，辙是车痕，是隐藏在下面的，有实际意义的，但不引人注目。在仕途上，他们俩兄弟也是这样。

苏东坡的为人，当然是才情万丈，天才横溢，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天赋的文学家。但是他好发言论，而他言论的影响比别人大得多，所以他有时候对新法的攻击，影响就特别大。而且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舒亶是39岁，苏东坡是43岁，都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苏东坡还没有写出“大江东去”的《念奴娇》，没有前后《赤壁赋》，也没有《寒食帖》，还没有东坡的名号。好吧，那时他是个聪明的才子，是个有才华的青年官员。而舒亶也是有才华的青年官员，所以互相不服气，那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苏东坡和司马光对新法的种种抵制，已经成为新法推行的一个障碍。特别是苏东坡，由于他的诗歌有大量读者，所以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因此，特别到元丰二年，就是1079年的时候，苏东坡新任湖州刺史、知州。按照惯例要写一个谢表，在他就任湖州知州的谢表里，有“新进”这两个字。“新进”就是说王安石变法以后，一部分“新进”的人，这“新进”就是要讽刺新党。这样的话就引起了改革派群体的不满。于是御史台决定了集体弹劾苏东坡。

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御史台的何正臣，首先弹劾苏东坡，奏章指出苏东坡的种种违法之处。七月十二日，舒亶又提供了他的攻击新法的一种证据，就是他的一些诗歌以及这份谢表，同时上奏的还有李宜之。

再过几天，御史中丞李定，就是他们这个御史台的首官、负责人，相当于全国的检察长或者监察部的部长，是全国监察系统最高的长官，算是集体提出了苏东坡的种种罪状，并且要求绳之以法。

这在宋代是破天荒的。因为宋代的立国原则是重文抑武，优待文人，不杀士大夫。所以实际上，苏东坡是不可能被处死的。但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因言语惹事，是过去所没有的。苏东坡他天性既旷达，也比较多思；相对于舒亶来说，他比较软，有点怕，因此也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大，忧心忡忡。

在被御史台抓起来以后，关了一百多天。在这一百多天里面，围绕着苏东坡的事件，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很多人都为苏东坡说情，因为苏东坡的文章太好了，他的诗歌太好了，他的画也太好，书法也太好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可以去坐牢？而且神宗皇帝的祖母、曹太后也为他说好话，更有已经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上疏说，“圣朝不宜诛名士”，意思是说宋朝是有祖制，不宜杀士大夫。这表明宋代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也说明了王安石的境界更高一层。

但是，舒亶作为年富力强的改革派的中坚，作为这个新法的维护者，对改革的反对派予以打击，是他职责所在，所以势在必得。但神宗很欣赏苏东坡，根本没想杀他，只不过想加以惩治罢了。因此，经过一百多天的牢狱以后，最后神宗皇帝给予贬谪的处罚。

因此苏东坡在饱受惊吓之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团练副使相当于一个市的副市级干部，但不做事，而且要受到当地官府的约束和监管，处境是差的。

这件事情，对苏东坡影响当然极大，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劫难，也影响他一生的走向。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里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切入点，展开他对苏东坡的解析，他对苏东坡和舒亶的评论，大家应该都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其实呢，这件事情从历史上来说，对苏东坡是一个转折。他虽然遭受惊吓，就他人生来说，却是祸福相依，是他人生的一大厄运，也同时是走向大师的起点。而对舒亶来说，却带来了千秋的骂名，客观上让他的一百卷著作湮没失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太公平的。苏东坡因此名扬千秋，而舒亶却让大家骂了一千年。

舒亶对政敌苏东坡不友好，而苏东坡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官员。譬如说我们宁波鄞县，在王安石时代有一个人叫沈起的人。沈起也是进士出身。他曾经在江苏的海门筑了一个堤，被称为沈公堤。这个海堤是非常难建的，但作用非常重要。建好以后，海门县的人民能够借此安居乐业。这和苏东坡在西湖筑堤是完全不一样的。苏东坡在西湖筑了一个苏堤，当然很好，但筑堤难度并不大。苏堤被称为西湖十景之一，但它是锦上添花，而沈公堤是雪中送炭。因为这堤建后，扩大了土地，也保障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安石专门写记予以赞扬。所以至今，海门人民还在纪念他。晚清状元张骞还专门写诗予以歌颂。更重要的是，沈起当时面对着安南的蠢蠢欲动，发动民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备活动，来防止安南的进攻。事实上，后来安南果然进攻了。朝廷追究起来，颠倒黑白，说是因为沈起他们的积极备战，触恼了安南，所以他们起兵打来了，其实这种指责完全是胡说八道，一派混帐逻辑。

而这个混帐逻辑就是苏东坡所秉持的。在他一重新出山，大约是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上任不久时，听到沈起又将重新起复的消息以后，立刻上了一本奏疏（《缴进沈起词头状》）。这本奏疏里他就这样说，王安石用事，始重边功，于是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刘彝、沈起闻而效之，以引安南之乱云。皇帝本来要把他们诛杀的，因为王安石曲加庇护，使他得免于死，得全首领。其实他们应该都该杀，现在他居然还想重新做官，这正是天地不容，皇帝一定要遵守神宗皇帝的不刊之论，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的一纸状纸也断送了沈起这个杰出的军事、政治人物的重新起复、为国尽忠的宏愿。你说苏东坡的大局观有吗？

那你想想，苏东坡动不动让人家死，动不动说王安石开边不好。这个开边，是北宋富国强兵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拿王韶的熙河用兵之事来说，神宗采用王韶建议，对吐蕃用兵，以削弱西夏的势力，获得西北边境的安全，结果获得成功。它是切断了西夏的右膀，扩地2000里，治州六个州，2000里的土地，是舒亶以不畏生死的姿态与吐蕃君臣谈判而得。沈起、舒亶等都是保家卫国的勇士，而苏东坡却认为这罪该应诛。正是与国、与民、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有功的事件，被苏东坡一说就是以求边功，而且是罪不容赦。所以在政治上，苏东坡至少是不明智的、是个错误观念的推行者。在北宋边境危急的情况下，应有的警戒是完全必要的，而苏东坡却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我觉得乌台诗案，它固然是一个错案，但是事出有因，是让改革顺利进行的措施。而且又是御史台的集体行动，是履职行为。作为参与者，在这个事情上舒亶没有任何过错。当然苏东坡作为一个受害者，你有理由埋怨，但没有理由追究责任。

舒亶的情感世界和词作艺术

关于舒亶的具体情感，史料很少，但是从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传说里，我们可以探之一二。

舒亶因为苏东坡乌台事件，使他后世饱受诟病，他的著作也因此没有像苏东坡那样流传很广。舒亶的文集有100卷，但是后来片纸不存。又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太好，诗歌写得太好，所以大量的诗歌和文章，被地方志等地方典籍收录而得以留存，在近现代，被张寿镛编为两卷，收入到《四明丛刊》，才使他的著作得以流传。从这得以流传的少数的作品里，以及当事人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感知舒亶的内心，感知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洪迈的《续夷坚志》里有一段记载，这也收录在《宋词记事》里，题目是《懒堂妾》，懒堂是他的号，他字信道。那个妾，是谁呢？据说当时舒亶住在月湖边上，他是个酷爱读书的人，每天晚上挑灯夜读。因为靠近月湖，有一天晚上在他读书的时候，进来一个素服的女子。穿着素色衣服的女子轻轻而来，从湖岸上翩翩而来。声称她的父亲到湖南去经商，她的母亲对她不好，所以她孤寂无助。又看到舒亶每天挑灯看书，非常羡慕，就进来了。进来以后，舒亶看到这个女子也心生喜悦，女子还带了一个穿青衣的小丫环，进来放置了一张琴，她就弹琴自奏填了一首词，词牌是《烛影摇红》。这首词就诉说了她对舒亶的一种情谊和她不幸的的生活。自此以后，他们两人就夜夜约会。这一下造成了舒亶每日沉浸于情色之间，不能自拔，身体也就越来越差，于是家人非常焦急，四方寻求高人解厄。

最后就从小溪，即现在的鄞江镇，请了朱天师（天师是对有道行的道士的尊称）。当时宁波道教是很兴盛的，影响也大。于是就在月湖中抓起到一个白色巨鳖。这个巨鳖就是与舒亶约会的女子，女子就是巨鳖所化。于是就用大锅把这个鳖煮了，后切成一块块再做成药，要舒亶吃。不知情的舒亶吃了后，身体真的逐渐康复。但是这段美满的姻缘也因此断绝。当然这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肯定不是舒亶的真实经历。

但是从这个故事里可以折射出舒亶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像张如安教授讲解他的词《菩萨蛮》那样，其中与友人告别的描述，我们就可以感知他对于人生的情感是何等的深邃；而他与朋友之间的情谊是如此的珍贵。这样的话，他对于他心爱的女人，他的感情肯定是一往情深。

我们在他的《蝶恋花》中也可以感知他的这种情怀。这《蝶恋花》最后两句是，“最是西风吹不断，无限往事歌中怨。”你想想有无限的往事，又置身在歌中怨，那种故事，那个场景，那份情感，你就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去任意的驰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词的艺术水平。

所以，在宋代以后，历来对他都是评价很差，然而虽然对他的人品有贬损（这是受了苏东坡事件的影响），但对他的词的造诣还是予以肯定，并且称他“不减苏黄”。就是说他词的艺术不输于苏东坡、黄庭坚。当然他跟苏东坡相比，在词的贡献上肯定是要差了一点。但是他比黄庭坚的词可能要稍好一点，应该同秦观相当。

而且他的词，就像张教授讲的那样，他的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在意境扩展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他的贡献的。特别要注意的是他留存的词全是小令，可以说他和晏殊一样，同是北宋词坛中的小令圣手。在北宋，专门以慢词著称的是柳永、周邦彦，以豪放和婉约著称的是苏东坡。那么在小令上独占令名的前有晏殊，后有舒亶，或许他们在北宋时专注于小令创作。现在看到的舒亶五十首词都是小令。因此舒亶他在文学史上，特别在北宋词史上应该占有他应得的地位。

舒亶在家乡宁波的际遇

在宁波文史界中，对舒亶评价也是否定为多。比如说像清代的大学者全祖望，他就对舒亶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品德有亏，理由就是因为他把苏东坡送进了监狱，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舒亶的诗歌是写得非常好的。所以他说，在宁波之地，凡有歌咏者，其佳品作者往往就是舒亶。而对这个结果，看来他是有点不大满意，这些好诗为什么都让他写了？于此也可以看出舒亶的遭遇是如此的不堪和可叹！

但在宁波，也有大学者认同舒亶的。这就是张寿镛先生。他就予以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他说舒亶是才人也。因为有才，人就有书生气，会说书生话。书生，他不是以他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的，他以他的立场、以他的道理，以他对国家的忠诚来考虑。

到了新时期以后，渐渐地有了对舒亶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声音，有了翻案之声。

宁波本土的张如安教授是最早研究者之一，所以我们在编《鄞州百人》的时候，就特意邀请了张教授写了有关舒亶的文章。

前不久，我收到了宁波大学一位研究生的的论文，是张教授的学生王吉，他写了《舒亶与陈克词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作为浙东地区的北宋词人，他们的贡献；并且指出了舒亶词的一种艺术特点。可以说这是《鄞州文史》中第一篇对舒亶词的艺术作出分析的文章。

说到这里，我还要提一下“舒亶的功绩”。

舒亶对国家的功绩不说了。对宁波来说，他有两大功绩。第一，他是第一个系统地游览了宁波大地，并且有许许多多诗歌留下来，而且这诗歌，在各地的众多诗歌里是最好的。他在月湖，他在三江口，在芦林寺等等都是如此。如在三江口他就是写鄞江诗，把三江口雄浑辉煌的气象绘声绘色地进行了描写。当时的鄞江，是指整个甬江流域，不是现在的鄞江。现在的鄞江仅是奉化江的一条支流。

第二，就是他对宁波水利的重视，他《水利说》提出很多建议，特别关于广德湖，力陈广德湖对宁波的重要性。但以后广德湖还是被废了。在楼异废广德湖后，说废湖好的是王正己，但王正己是楼异的女婿，这个话可能难以信服。但舒亶的先见之明由此可证。可以说在北宋宁波的官员中，对宁波水利的认识，舒亶是清醒和理性的一人。

广德湖的存废利弊之争是一个千年公案，值得一说。在西乡集仕港镇有一个丰惠庙，是祭祀楼异的。当时任命楼异到随州任知州，随州在现在的湖北省，他不愿意到那里去。所以就向徽宗提出了建议说，现在高丽人要到明州来。当时高丽的使者到中国来的接待地点就在宁波，接待费要很多，这个接待费用没有地方可报。他说在明州西边有一个广德湖，如果把这个湖填了就有八百顷良田，有好几万的住户可耕。这样，用湖田的租钱可以作为招待费，也可以作为其他的费用。

那是一个意外之财，所以徽宗非常高兴，立刻改任他为明州知州，实行废湖计划。可以知道，楼异废广德湖，不管怎么样，是为了一己私利。废湖以后，因为耕田骤增，大量的原先没有田舍的游民得以安居乐业，并出现多个村庄。这些居民对于楼异肯定是感激涕零的，所以他们要造庙祭拜。广德湖就是现在的集仕港那一带，所以丰惠庙就建在了那里。

但是废湖以后的实际后果，是严重的灾害不断。因为原来的鄞县有两个湖，东边是东钱湖，西边是广德湖，它们是两个天然的蓄水池和泄洪道，是明州两个地方须臾不可离开的蓄水的用地。所以借用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若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之句来说，这个“盈盈处”就是两只眼睛，现在一只眼睛没了，就因为楼异的这个举动废了。

废湖以后，当时利益就是解决了一部分居民的生计，有了一大笔湖田租金收入。而且，用这些钱造了万觚神舟。万觚神舟，可以远航至高丽，人们惊喜万分，观者如堵。对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来说，它是重要一笔，这应该是有功的。但是对于整个宁波来说，致使鄞西的水利资源失衡，是千秋之罪。

在广德湖被废之前，广德湖畔的田地产量，据《宋史》记载，产量全国最高，是一流的良田。但是它废了以后，有“说歧阳，道歧阳，十年稻有九年荒”，成为一个易涝区，整个西乡的土地，因为广德湖的被废，其水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皎口水库、庄溪水库和周公宅水库造好以后，才彻底解决了广德湖被废后的水利问题。但稍不留神，又有水灾。所以有了“儿子要亲生，田要买东乡”的民谣。

如此看来，不管怎么样，楼异废湖绝对是一个虽有微利却遗害无穷的一个蠢事、坏事。而舒亶在考察宁波水利后，明确提出广德湖的作用，是明智的，也是正确的。这是他对宁波的第二方面的贡献。我是这样认为的。

戴松岳。

作者简介：戴松岳，宁波市知名文史专家，地域文化学者。连续9年主编《鄞州文史》。积累30余年功底所著的《怅望千秋家国梦》，获得浙江树人出版奖。

说明：此文根据宁波图书馆举办的《天一约谈·风烟深处说舒亶》中戴松岳老师的访谈录音整理而成，经由戴松岳老师审订。此期约谈由赵淑萍主持，嘉宾张如安、戴松岳。（楼妤倩、黄岚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