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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南都记者注意到，此次会议有4处提到增加居民收入相关内容。

具体来说，谈及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会议指出“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相对应地，对于明年的工作目标，会议指出，“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

如何实现目标?明年的重点任务中，会议提到“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如何理解上述表述?南都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进行解读。

财政政策将更给力加力扩内需利好稳定就业收入

为什么要提到让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在4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比重能达到60%。”湖北省统计局原副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说。

南都记者注意到，近一两年来，有关经济宏观数据和民众的微观感受的“温差”引起讨论，尤其是一些行业面临裁员、降薪等情况，青年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如何增加居民收入，“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问题受到关注。“有分析指出，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大国经济特征，都是以内需为主导的。”叶青对南都记者表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在第一位，非常重要，这个表述也是第一次提及。

他指出，会议要求明年要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例如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明年会更加给力，赤字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专项债规模可能提高，预计继续发行超长期国债，规模可能超预期，节奏可能会更快。“这对于稳定就业收入、扩大消费都是利好。”

叶青认为，明年财政赤字率会有望从今年的3.0%上调至4.0%左右，赤字将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预计政府将推出2万亿-3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来支持债务置换、房地产去库存以及适度的消费刺激和社保福利举措。他还表示，预计明年除了发行1万亿元左右特别国债补充大行资本外，超长期特别国债还会继续发行，规模会从今年的1万亿升到1.5万亿至2万亿元；除继续支持“两重”投资外，对“两新”的支持力度会从今年的3千亿元加大到6千亿元左右。新增专项债大概率将用于加快偿还地方拖欠的企业账款，或通过补充政府性基金收入用于投资项目类支出。“有效益的投资将为工人带来工资收入，也有助于消费。”

解决企业被拖欠账款问题，激活民企、中小企业

被拖欠账款，是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而当账款被拖欠问题得到解决后，企业有了资金流入，就可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南都记者此前报道，10月31日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共办理并追踪问效民企反映的拖欠账款类问题58项，经与问题发生地有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14家大型民营企业被拖欠的11.8亿元账款，已收到还款4.6亿元、剩余7.2亿元已明确还款计划；及时引导23家被拖欠账款的中小民营企业，在相关平台提交材料，有关部门按程序推动解决。

“明年的重点任务中，会议还提出，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让企业活起来，企业好了，工人有就业，就能增加收入”。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56789”的贡献，其中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对新增就业贡献占比超过90%。叶青表示，把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起来了，居民收入也会增加。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明年扩大内需的具体做法中，此次会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如何界定“中低收入群体”?叶青表示，中低收入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我们可以对这个群体有一些具体的了解。

首先，从收入标准来看，中低收入群体的界定因地区、时间等因素而异。例如，有数据显示，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个人可支配年收入大约在13844元到19672元之间，而低收入群体的个人可支配年收入则低于13843元。如果按照家庭来划分，一个四口之家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年总收入在55373元到89980元之间，而低收入家庭的年总收入则低于55372元。

这个群体的职业特征也比较明显，中等偏下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公司职员、普通白领、普通工薪阶层等，而低收入群体则更多地从事环卫工人、清洁工人、保洁、保安、服务员、仓库管理、工厂流水线工人等职业。

中低收入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收入，导致他们不敢轻易消费。同时，这部分群体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如经济波动、失业等风险时，也更容易受到影响。

叶青指出，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政府通过加强教育与技能培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帮助这部分群体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同时，社会各界也可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

“增加收入的办法，可以提高基本工资，提高各个省份的最低工资，还可以提高养老金等，这些可以增加收入总量”。在社会保障方面，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11月上旬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一份报告显示，2024年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为234元左右，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平均水平较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扩内需工作中提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那么会是多大的规模?“我们预计，中国可能有更多的加大对社保、医疗方面的投入。”在12月13日举办的《财经》年会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我们稍微算了一个账，如果把目前平均每月200多块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翻倍的话，中央财政补贴需要每年4千亿元左右。”她指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能惠及1亿7千万领取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人和5亿多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从政府来看，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既能从短期稳定和刺激居民的信心，也能从长期建立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有很多政策可以做，期待明年有更大力度的政策出台，发力扩大内需。”

工资收入外可探索增加财产性收入

“靠种地并不能增加多少收入，年轻人大多还是得出去打工赚钱。”东北某产粮大县的村长对南都记者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包括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就农村谈农村，一定要从城乡融合的角度去看村庄的发展定位。”日前在第四届新希望乡村振兴“村长班”上，面对着台下来自全国各地100多位“村长”，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部副主任侣传振指出，从世界经验来说，农民致富的措施，从内部来说，包括有减少农民数量(农民进城市民化)；扩大经营规模，产生更好的效益，提高土地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根据市场和人们的需求变化，调整生产结构，例如现在大力推动的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数字农业等。从外部来看，有增加政府补贴，促进产业融合，增加农民兼业经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

增加收入，不得不提到当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结构，工资性收入是占比最大的(2023年为56%)，农民也如此；此外还有转移性收入(18%)、经营性收入(17%)和财产性收入(9%)。侣传振表示，“当前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太小，在生活中有一些闲置的资产，如何把它盘活利用，值得思考”。南都记者了解到，在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杨柳村，地理位置和生态优势明显，8户群众先行先试，利用现有的农家房屋改建成旅游民宿，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不仅是年轻人，村里老年人也能挣不少。

侣传振指出，增加农民收入，要做好几篇文章，即土地文章，涉及土地改革；产业文章，做好三产融合；文化文章，推动移风易俗；城乡文章，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及财政文章。他建议，推进乡村集成改革:要聚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打好“市场化改革+集体经济”组合拳；聚焦农业高质量发展，打好“标准地改革+农业双强”组合拳；聚焦农村宜居宜业，打好“宅基地改革+乡村建设”组合拳；聚焦三改融合，打好“数字化改革+强村富民”组合拳。“这里面很多都可以探索，也有很多问题待解决。”他说。

聚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规范涉企执法，将开展专项行动

更大力度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当前，部分企业在发展中常面临不规范的执法行为，个别执法人员不遵守程序，随意性大，甚至存在执法过度或不公正等情况，趋利执法、粗暴执法，小过重罚、以罚代管、以罚增收等问题时有发生，往往影响企业发展现状，甚至影响企业长期投资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南都记者注意到，这是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规范涉企执法作出明确部署。

事实上，过去一年，中央高层、国家部委反复强调，要规范涉企执法，力求改进执法行为，降低企业负担，提高执法透明度和规范化水平，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早在2023年，国务院曾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其中强调要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避免过度执法和行政干预，减少对企业的不必要干扰。

近期以来，中央高层和国家部委更是密集发声。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10月8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连用多个“不能”来表示对涉企执法的要求: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

不到一周，10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司法部、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齐聚国务院新闻办，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释放加强对企业法治保障的信号:严格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加强涉企执法监督、整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

今年11月，公安部文件《关于规范办理刑事案件适用资金冻结措施的若干规定》广受关注，被业内人士看作是对异地逐利性执法的一种回应。文件明确，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资金冻结措施，整治执法突出问题。

过去一年，多地也在探索如何规范涉企执法。据报道，浙江省公安厅今年5月启动改革，破解企业困于多头检查的难题，将公安机关涉企检查权力事项535项合并精简，并将检查事项分类分级处理，试行“逢检必扫”制度，将所有检查行为纳入监督，并出台公安行政检查工作规定，全面规范行政监管执法程序和责任追究体系。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对企业的上门检查次数同比减少了约30%。

要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权力部门要主动自我约束，更离不开外部监督。南都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司法部则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工商联等共同行动，剑指涉企违规执法行为。今年11月，江西新余市司法局更明确提出，要在年底前建立市县乡三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常态化监督体系，加强涉企执法突出问题专项监督整治，其中特别提及，要联合财政部门定期分析研判，对罚没收入增长异常的部门进行提醒，必要时进行专项督查。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而言，规范涉企执法，回应企业关切，更大力度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显得尤为关键。行政处罚不是目的，执法的根本目标是维护良好市场秩序，促进广大经营主体规范健康发展。未来，如何将执法之弊变为发展之利，如何打造更优营商环境，更好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是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重点怎么做?

专家建议尽快满足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场地需求

南都记者注意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党俊武向南都记者表示，落实这一精神，需要社区内的各类现有资源向居家养老服务倾斜，其中重中之重首先要解决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场地需求。

数据显示，我国有九成以上老人倾向于居家养老。党俊武表示，家庭养老是基础，但是，随着家庭功能弱化、独生子女精力不足以及代际居住安排观念变化等情况，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的居家老人需要社会机构入户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南都记者注意到，如上门理发、上门清洗、助浴服务等，都是近年兴起的居家养老服务形式。

党俊武表示，多年来，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始终缺少必要的社区场地，成为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大发展瓶颈。他认为，发展城市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时应首先着重解决这一问题。“有了场地，很多问题才能逐步解决。”农村社区则主要是服务费用来源和服务队伍的问题，需要切实解决。

从具体措施来看，党俊武认为，街道、乡镇部门应秉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根据各社区情况尽快满足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场地需求。此外，各类社区资源也应向居家养老服务充分倾斜，确保服务机构能在社区内落地生根，以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服务项目，让居住在家的老年人享受到高质量服务。

采写:南都记者陈秋圆蒋小天王森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