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马来西亚柔佛州鸡溪村又下起了雨。透过一道小门望向后院，雨水正穿过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落在密密层层的草丛中。我拉长镜头，试图看清最早映入眼中的一帘绿叶，一旁的安政老师说：“那个就是榴莲。我注册过的品种D205。”
榴莲，旧作“榴槤”，是当前亚洲市场炙手可热的热带水果，被东南亚人视作“水果之王”。榴莲一般树高果大，气味浓郁，浑身布满荆刺，在温度为27摄氏度至30摄氏度、湿度为75%至80%、海拔50米至500米的热带环境（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中生长得最好。榴莲对天气颇为敏感，尤其是在开花和结果阶段：强风可能折断大树枝，超过20天的干旱会影响果实质量，花被大雨打落后再也不会结果。不过，自然生长下，只要无严重病害，也无过多的人为干涉，果树寿命可达100年或更长。（Tan&Su，2023：2）
三四十年前，榴莲的商业价值并不高，由农民小规模种植，依赖天生天养，自然所得，联结周边的人与物。夜晚活跃的果蝠飞行穿越，为晚上开花的榴莲树传花授粉；灵敏的松鼠更早捕捉到了果实的成熟，它们能在多刺的果皮上咬出一个洞，吃掉包裹着一个果核的果肉，其他部分仍是干净、可食的；猴子不仅偷吃成熟的榴莲，还常常采摘未熟的果实，等过几天果实能打开了再回来吃。其他动物也有自己的办法：野猪找到掉落在地的成熟榴莲，用它有力的蹄子和獠牙打开食用；马来世界的太阳熊拥有强有力的爪子，据称最擅长打开成熟的榴莲，并且吃掉所有果肉，只剩下整齐的种子摆放一堆。（Tan&Su，2023:5—6）种植者自然也是榴莲的享用者，当地农夫、小园主自家食用或与亲友分享，多余的才进入地方市场。
榴莲很早以前就被外来的旅行者所了解，不懂中文的研究者将之追溯至威尼斯商人和探险家尼科洛·达·康提（Niccolòde'Conti），之后则是16世纪以来各领域的学者（如物理学家、植物学家）。熟读中文文献的研究者发现，15世纪陪同郑和下西洋的费信和马欢是最早以文字记录榴莲的人，相关内容载于《星槎胜览》（1436年完成）与《瀛涯胜览》（1451年最终完成）。（Tan，2019：1）
有一等果，皮若荔枝，如瓜大。未剖之时，甚如烂蒜之臭，剖开取囊，如酥油，美香可口。（费信，1970）
有一等臭果，番名赌尔乌，如中国水鸡头样，长八九寸，皮生尖刺，熟则五六瓣裂开，若烂牛肉之臭，内有栗子大酥白肉十四五块，甚甜美可食。（马欢，2019）
尽管马欢和费信的著作提到了榴莲，然而，榴莲真正为中国人认识，还要到几个世纪之后。
约莫1997年，泉州人安罗博就品尝到了榴莲的味道，与很多中国人一样，她也经历了从倍感奇怪（“这是什么鬼东西”）到痴迷热爱（“追着榴莲跑”）的品味过程。那时的她可能并未预料到，多年后，榴莲会成为中国市场中的明星水果、南南贸易中重要的热带水果商品。
榴莲的全球贸易量在2003年至2022年间增长了十几倍，且仍在持续增长。（FAO，2023：2）这样大的数据变化背后究竟书写了怎样的食物接触与传播故事？在国际贸易中，对跨文化市场的理解又怎样形塑了种植者和其他从业者围绕榴莲的经营实践？
安罗博早已忘记吃过的榴莲姓甚名谁。如今，中文销售平台上常见的知名榴莲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如马来西亚的黑刺、猫山王、朱雀、梦中情人，泰国的金枕，越南的干尧。
然而，实际上，仅马来西亚本土的榴莲品种就有200多个——这还只是已经由农业部登记过的，尚不包括那些未经注册、有时被统称为“甘榜榴莲”的“土种”。成为“名种”，要经过国家的认证。“他们来了很多次，每一样都要检查，才注册成功。”安政老师介绍道，“要测土壤，叶子的阔度、颜色，果肉的成色、甜度等，都要检查”。
20世纪30年代，马来西亚就有了第一个登记在册的榴莲品种。至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于1994年正式将农业部定为国家品种注册机构，马来西亚更加强调植物品种保护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承认和保护农民、当地社区和原住民的植物品种知识产权，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植物品种交流时相互保护、推进改良商业品种。
不管是“土种”还是“名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都卖不出什么好价钱：一粒榴莲可能只要几毛钱（马来西亚令吉），一车榴莲运到吉隆坡，只能卖掉一小部分，其他的都要丢掉（黄勇业，2021:47）。
随着市场拓展到更多的大城市，榴莲才逐渐成为商业作物。榴莲是2000年左右才开始火起来的，在中国人爱上榴莲之前，崛起的新加坡中产阶层曾掀起过一股榴莲消费热潮。现在的名种榴莲（如黑刺、猫山王），一粒可能要卖100令吉，榴莲芭（即榴莲园）主不得不用铁丝篱笆围起园子，收获季还要加强守护，防止被偷。榴莲通常在夜黑风多时果熟蒂落，种植者一晚要去捡几次，第二天清晨也要早早去捡拾，且最好穿着长长的胶鞋，戴着头盔或安全帽，背起一个大大的篓筐，预防被恰好落下的榴莲伤到。
我的榴梿种植笔记
黄勇业
布咕出版有限公司2019
与工业生产需要的棕榈等经济作物不同，榴莲是消费资本主义下的经济作物，在出口中首先满足的是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口欲”，且尤以几个品种最为有名。
猫山王最负盛名的时候，很多马来西亚种植园试图嫁接或者大量种植这个品种，这也让本地的一些组织产生了关于“基因多样性威胁”的担忧。有当地环保组织认为，榴莲种植在加剧森林开发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同时，也导致老虎、大象、灵长类动物和犀鸟等动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TheSun，2019）森林砍伐现象的加剧和土地被占用的双重进程，逐步激发并增强了原住民的土地权益保护意识。
一家自然遗产保护协会的负责人指出，由于中国想要更多的榴莲，有很多钱可以赚，马来西亚人都在疯狂种植榴莲；森林采伐也有钱赚，所以政府并不想把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变成种植园，而更愿意批准森林开发的提案，这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影响。（Lakshana，2019）
还有自然保护专家表示，由于木材和棕榈油贸易的蓬勃发展，马来西亚已经失去了大片的热带雨林，中国人对“臭榴莲”的巨大需求正在成为下一个威胁。（TheSun，2019）因此，他们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大资本支持下的榴莲种植更多法律监管，对种植点的规划进行更多指导。（Taylor，2019）这也是当前中国榴莲消费在当地自然遗产保护、热带雨林保护和气候问题中激起的回应。
可以说，除了经济价值，来自包含气候安全、土地安全和自然遗产保护等关怀的价值体系正书写着东盟榴莲出口国的另一种意识。不过，有本地学者认为，这些说法有些夸张，实际上，马来西亚政府对农业用地的发展是有管理的，大部分人也是在原有的农地或园地上改种榴莲，都是相当有理智的种植行为，“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官商勾结伐木挣钱”。
与出口方（如马来西亚）对于品种保护的需求不同，进口方（如中国）会更加关注其他需求。我将这一食物接触过程中的互动称为“知识审计”，即一种考查、生成、评估、运用和翻译有关榴莲的知识的实践。马来西亚本土的榴莲知识更多指向如下特征：自然生长、遵循天时、品种登记、良好农业认证、跨国榴莲出口规则等。而来自中国的榴莲知识，除了经营者售卖“自然”这一面向，官方层面更关注“跨国安全”和“标准体系”。
知识审计的实践网络至少由三个相互独立且多元交互与聚合的层面构成：国家审计、企业/机构审计、草根审计。
从国家层面来看，基于“质量安全”“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卫生安全”等概念生成的进口协定塑造的主要是以中方为主的“进口方权力”的信任模式；而基于“生物多样性”“植物品种保护”“经济发展”等概念生成的话语体系则更多映照出马来西亚长期的自然与生物多样性关照。
从企业/机构层面来看，马来西亚的自然保护组织已有了新的担忧，如原住民土地权益保护、气候危机、基因多样性威胁；而中方与马方榴莲企业家及其组织努力的方向更多表现为水果评级体系和质量标准的形成。
从最前线的草根审计来看，马方种植者与中方消费者都构成了一线的基层。对种植者而言，工业化和商业化时代的榴莲种植必须要想象远方的消费者和构成竞争的物（如泰国榴莲、越南榴莲等）；出于中方对生物安全和卫生安全的需求，种植园对土壤、茎枝叶、细菌、病毒、寄生虫、种子等都要更加留意，“加筑网状结构物”要提上日程，清洗工作也不能少，以便自家的榴莲在市场上能够卖出最好的价钱。从消费方来看，由于马来西亚的高品质榴莲价格甚高，其中方核心消费者一般为中产阶层、新富人群，对他们而言，如何吃到“报恩榴莲”，避免“榴莲刺客”，才是更切合实际的关注点。
因之，我们可以把“榴莲”（durio或durian，榴槤……）看作多重的复合本体，它不仅仅是一种热带水果的名称，对于进口国来说，它还是一个可能携带热带微生物、有生物安全风险的复合体，需要通过检验检疫——包含对自然科学方法、实验室科技、生物技术的综合运用。在双方进行知识对接、沟通与合作的过程中，中马两国也在形成新的规则和有关榴莲认证的各项标准，其审查和抽样的方式同样充满了科技监测内涵。
在榴莲跨国流动的过程中，中国官方从多个角度强调了生鲜食品的物质属性及其对“锁鲜”“生物安全”“国际物流”“海陆通道”“效率”等常规保障的需求，因而，解决方案也集中在技术、生物科技、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然而，在跨国食品流动中，我们也不能忽略“概念基础设施”的一面：无论是联合国关于植物保护与气候保护方面的认证制度，还是中方要求的榴莲种植园与包装厂必须注册的做法，抑或东盟不同国家之间农作物审查标准的差异呈现，都指向了“沟通”与“翻译”背后的文化情境与国家发展需求。标准的对接、冲突、协商与合作等后续生产，难免会出现在榴莲跨国流动的多个环节与面向之中。这一“对接与聚合”的过程是多线索、多元化的，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不同的价值体系与权力关系。
肖尔（CrisShore）与莱特（SusanWright）指出，如《牛津英语词典》中“审计”（Audit）词条的第二个定义显示的，审计所创造或暗示的关系的性质是等级式和家长式的。审计本质上是审查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后者被视为信息的客体，而不是交流中的主体。（Shore&Wright，2000:59）
基于不同的文化基础、技术变革、社会机制而形成的种植传统、消费实践与认证标准合作之间的多重交互，必将会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食物接触与相关的审计实践中继续上演，其中的权力平衡与标准对接也有待更深入的考察。如此，我们才能在榴莲知识的联结中继续建设平等、公正的国际合作，为考察区域经济合作全面深化过程中基于经济作物生产与非主食消费的食物景观，提供宏观而综合的价值公平视角。
如果中国人不吃榴莲了，榴莲种植的可持续性会怎样变化呢？对此，既是学者又是榴莲芭主的本老师持乐观态度。在他那里，榴莲或许更是本地人的挚爱，深藏成长的记忆，倾注着情谊与友爱。一刹那，记忆中的一幕南洋街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七八月份，成熟季来了，城市社区的榴莲档早早预告了回归；宽敞的空地上，灯带映照，音乐缓缓，一人一桌，三两好友，家庭小聚，再来一杯甜品珍多冰（Cendol）；晚风吹过二十七八摄氏度的赤道地区，裹着浓郁的榴莲气息，相告邻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审计视角下的食品跨国流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中部分内容已以英文发表于《亚洲文化》（AsianCulture）；部分内容来自作者的项目结题报告。文中被访者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费信，1970.星槎胜览校注[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黄勇业，2019.我的榴梿种植笔记[M].雪兰莪:布咕出版有限公司.
马欢，2019.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华文出版社.
FAO(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UnitedNations)，2023.DurianGlobalTradeOverview[R/OL].https://openknowledge.fao.org/handle/20.500.14283/cc8384en.
LAKSHANAM，2019.China'sAppetiteforDurianPutsMalaysia'sForestsunderPressure[N/OL].DialogueEarth.(2019-08-28)[2024-08-16].https://dialogue.earth/en/food/11471-china-s-appetite-for-durian-puts-malaysia-s-forests-under-pressure-2/.
SHOREC，WRIGHTS，2000.CoerciveAccountability:TheRiseofAuditCultureinHigherEducation[M]//STRATHERNM.AuditCultures:AnthropologicalStudiesinAccountability，EthnicsandtheAcademy.London;NewYork:Routledge，57-89.
TANC-B，SUM，2023.UsingtheFameofMusangKing:TheProduction，ConsumptionandSustainabilityofMalaysianPremiumDuriansintheMidstofaGrowingChinaMarket[J].AsianCulture，(47):1-20.
TANC-B，2019.EarlyChineseAccountsofFoodCommoditiesandFoodwaysinSoutheastAsia:LearningfromtheRecordsofMaHuanandFeiXin[J].AsianCulture，(43):1-19.
TAYLORM，2019.INTERVIEW-China'sLoveofStinkyDurian"NextBigThreat"toMalaysianRainforest[N/OL].ThomsonReutersFoundationNews.(2019-09-12)[2024-06-29].https://news.trust.org/item/20190912135217-geqnq/.
TheSun，2019.China'sHungerforDurianThreatensMalaysianForests:Environmentalists[N/OL].TheSun.(2019-02-06)[2024-08-16].https://thesun.my/local-news/china-s-hunger-for-durian-threatens-malaysian-forests-environmentalists-MH485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