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河南思想文化发展在继承前代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尽管明代的河南失去了历史上地处政治中心的优势，加之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思想文化方面，固守传统的东西相对多些，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渗透得相对比较慢些。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特点，明代的河南是宋代理学渊薮，受宋代理学影响深远，理学成就斐然；随着理学思想的僵化，到明代中后期，经世致用之学在河南大地悄然出现，涌现出一批经世致用之学方面的名家；明代河南地方志的编纂空前兴盛，藩王在推动河南地方文化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明代河南的理学思想
明代河南理学得到快速发展，这和全国整个大的学术氛围密不可分。明代前期，程朱理学居于统治思想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一方面注重在经济领域恢复发展生产，另一方面，统治思想也亟待修补重塑。传统的儒学一直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北宋“二程”创立的“洛学”把儒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新形势下的统治思想。明初，朱元璋在思想领域不遗余力地推行程朱理学，河南思想界也产生了一大批理学思想的狂热追随者，如曹端、尤时熙、孟化鲤等。同时，一些学者也倍感专一言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开明务实的哲学家，如高拱、王廷相等。
河南理学名臣在阐释儒家思想、推动理学发展中各有所长，丰富了理学内涵，宣扬了儒家的礼义仁智信，维护传统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洛阳渑池县人曹端（1376—1434年）自幼喜欢读儒家经典，认为“六经四书，天下万世言行之绳墨也”，凡儒家之书，无所不读。为攻读儒家之书，将来出人头地，他还拟了一副对联：“勤勤勤勤，不勤难为人上人；苦苦苦苦，不苦如何通古今。”他熟读了周敦颐的《太极图》、《通书》及张载的《西铭》等书后，感慨地说：“道在是矣！”永乐七年（1409年）中举人，被授为山西霍州学正，主管一县教育，任职九年。永乐二十年（1422年）补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学正，再调霍州学正。他先后主管一个县的教育二十余年，深受学生爱戴，著有《家规辑略》、《夜行烛》、《语录》等，主要著作均被弟子收入《曹月川集》中。曹端尊崇儒家学说，在理学思想上也加以继承并发挥。他认为宋朝大儒所说的太极、天理是万物之源。但是不管是太极也好，理、性也好，都是一个东西，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但曹端又特别强调太极的作用，认为太极是先天地而生的，太极没有形象，没有声气，没有方位，却充塞天地，贯彻古今，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曹端也很强调道的伦理性。曹端主张治国治家都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且主张家国同构。他认为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就是国法和家法的准则。“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五常”也称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如果以此治理国家，国家必臻于至治。他还认为仁是万善之首，礼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举手投足都要符合仁与礼。曹端还提倡廉政，认为只要做到了廉政，便能公而无私，便能在官吏和百姓中树立威信。由上可知，曹端从尊崇儒学到阐释儒学，再到以儒学治国治家平天下，可谓是把儒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明王朝统治思想的重要维护者。
还有洛阳人尤时熙（1502—1580年），字季美，号西川，年少时潜心读书，嘉靖元年（1522年）在乡试中考取举人。嘉靖十一年授河北元氏县学谕，后调山东章丘县学谕，积极传播王阳明心学。后又任国子学正、户部浙江司主事等。嘉靖二十六年（1547）辞官归隐林泉，聚徒讲学三十八年之久，陕洛之间拜其为师者数百人，著有《拟学小记》、《圣谕衍》等。尤时熙在政治上提倡德政，德政包括爱民、养民、理财三个方面。所谓爱民即孔子说的“泛爱众而亲仁”，即爱自己，也爱别人。如果利君不利民，利己不利邻国，利诸侯不利天子，都不能算作仁。养民是要体味百姓生活的艰难，要薄赋税，重农桑。理财则是要注意节俭，不可见利忘义。在哲学上，尤时熙对心学作了继承与发挥，认为心为万物之主，主是指人的主观知觉作用，物字的含义非常广阔，指人间万物。因为“万物皆备于我”，心便成了万物之源。他承认天理人欲的存在，但不赞成二程所说的两者对立，不同意存天理、灭人欲的提法。他认为“人欲天理，本无二体”，人欲就是天理，过头了就是恶，恶是过错，不过头就是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二程说得有道理。
此外，新安县人孟化鲤（1545—1597年），字叔龙，号云浦，是尤时熙的学生。神宗万历元年（1573）中河南省乡试，万历八年（1580）中进士，授户部主事，榷河西务赋税，管理银库。万历二十年（1592）被免官放归。回到家乡后建立书院，与四方学者讲学论道，从游者数百人，一时声名大噪，虽穷山幽谷之人，皆知孟化鲤之名，称之为孟师。著有《尊闻录》、《诸儒要录》、《读易寐言》等。孟化鲤作为尤时熙的弟子，虽也主张心是万物之源，但对心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心并非血肉之心脏，而是真心、赤子之心。真心是一种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赤子之心是说心地洁洁净净，不藏污纳垢。孟子曾说仁是人心，他发挥说仁就是心，心就是仁。他还认为“万物皆心也”，也即心是万物之源。这里的万物既包括物质性的天地间的万物，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仁义道德等内容。因此，不管是物质性的东西还是精神性的东西，皆由圣人的心所产生。
二、明代河南的经世致用之学名家
随着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三纲五常伦理教条，把全国整个思想界带到“非朱氏之言不尊”的时代。从此，从中央的国子学到地方府州县学，从私家书院到乡村里社，“家孔孟而户程朱”。在国家，在社会，在家庭，朱学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制约着人们的思想，整个思想界单调呆板，死气沉沉，万马齐喑。思想界对理学亦步亦趋，奉行不悖，对圣人之言述而不作，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学者只是代圣人立言，没有自己的见解。在理学冰封雪覆式统治下的思想界，一些有主见的河南学者愈来愈发现理学的消极作用。他们不为强权所屈服，不为时尚所弯腰，独立思考，从客观真实的角度去探索世界的本原，阐发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反对唯心的理学思想。这些思想家在做官期间，从实际出发，务实为民，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给人以清新之感。他们是王廷相、高拱、吕坤等。
兰考县人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他自幼博学执着，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廷相的哲学观点与当时盛行的理学和心学格格不入。在宇宙观上，他继承了张载的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人物草木皆“气聚而成”。王廷相针对理学家的“天理至上”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应当是“气”在“理”之先，“理”在“气”之中。他说“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朱熹的“未有天理之先，毕竟也只是理”的论断是支离颠倒的。王廷相把唯物史观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用“气变理亦变”的思想，来解释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演化的道理。他说：“鸿荒之地，犹夫禽兽也。唐虞之际，男女有别，而礼制尚阔也。”同时，他认为，政治制度也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演化而随之变化。由于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都不拘于形式，他反对复古，反对循规蹈矩。在不断变革中，他主张循序渐进，他说：“变有要乎？曰渐。春不见其生而日长，秋不见其杀而日枯，渐之义也，至矣哉！”王廷相的方法论是务实求真，因时而作。他认为学者应当不断学习，而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他反对“惟前言是信”，知识是发展的，知识要源于实践，“学者于道，贵精心以察之，验诸于天，参诸事会，务得其实而行之”。更可贵的是，王廷相还用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他在任职中央和地方期间，真正做到“务得其实而行之”。他与当时的宦官刘瑾和权奸首辅严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故屡遭贬谪。他批评当时腐朽政权，“今之时政繁矣，风移矣，民劳矣，财困矣，生促矣，天下之大灾也”。他针对明中叶以后社会风俗由俭入奢的事实，断言是统治者的生活奢侈和挥霍无度，无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也造成百姓民不聊生。他提倡各级官员应当体恤民力，务实为民。王廷相的这种思想在明中期物欲横流、政治腐败的大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的务实思想和对理学无情的鞭挞，也对明清之际先进思想的出现有一定的影响。
新郑人高拱（1512—1578年），字肃卿，累官至首辅内阁大学士，居官历嘉、隆、万三朝，后罢官回家。高拱官职一度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中央高层统治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他先受权臣严嵩和徐阶的重用和赏识，被荐入文渊阁；后又与张居正和冯保联手，打击徐阶，登上内阁首辅之位；但最终又被张、冯二人取代，且险些丧命其中，终独善其身于乡里。高拱在明代除了他的政治主张引人注目，其在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也影响深远。高拱的哲学观点一反传统理学和心学的保守，主张经世致用。他从无神论的角度出发，反对程朱空泛的理学，批判他们天命论的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从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改革官吏选拔和任免制度，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人才，经他荐举走入仕途；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收到很好的效果。高拱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有《高文襄公集》和《玉画公草》十余卷等。
宁陵人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号新吾（一作心吾），累官至刑部侍郎。吕坤生活在明朝嘉、隆、万三朝，其政治学术活动主要在神宗万历一朝。当时是朱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理学思想变得日益僵化，政治黑暗腐朽。嘉靖、万历皇帝深居宫中，久不视朝，权相和宦官把持朝政，各级官员追求金银珠宝，滥用职权，巧取豪夺，贪污成风，贿赂成风，沉醉于糜烂的生活之中。吕坤性情耿介，敢于直言，万历二十五年五月，他上疏皇帝陈天下之安危，指出当时政局：“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吕坤把他的“救时要务”陈书皇帝，却石沉大海，便提出辞呈，称疾乞休，竟被批准。在家乡闲居20余年，以读书讲学为乐，终老家中。吕坤在闲居期间，试图建立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在哲学思想上，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认为主宰宇宙世间天地万物者，“元气是也”，理学所谓的“理”应当寓于气之中，强调气是本体，天气即天理，气的运动变化组织就形成了天地间的一切自然现象。这些变化的主宰者是气而不是神灵。他指出，理学这方面的错误在于：“君子论天道不言祸福；论人事不言利害。”他同时认为，理学的渊源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可谓真知灼见。吕坤的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反理学色彩，在当时是值得称道的。遗憾的是，吕坤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虽然也有一些较为先进的观点，但其两种人性学说和两种情欲观点，带有明显理学的烙印。吕坤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在学术思想中所倡导的务实精神。他指斥言行不一、空谈天道性命的道学家“伪”和“腐”，他竭力倡导“于国家存亡，百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有用的实学。他以南阳府百姓民不聊生为例，反对诸王占地扰民，要求裁减藩王田地。他针对明中后期官员生活穷奢极欲的现象，提出了反腐倡廉的思想，要求各级官员爱民如子，把“足民”作为王政之本。他甚至详细制定了各级官员出行时的公费招待标准：本院出巡，四果四菜，腥素六肴，俱用土产，不许杀生。司道府官员外出巡察的伙食，供应标准与上同。他对经过本地的外地官员和随从人员的标准都有统一的规定。他在任职期间不畏权贵，执法如山，受到百姓的拥戴，被当时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尊称为“天下三大贤”之一，另两位是河南人沈鲤和江夏人郭正域。他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与当时腐朽的统治者格格不入。吕坤一生著作颇丰，并多出新意，其精华在于吸纳百家，通其大意，穷其旨趣，他自称“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吕坤的作品主要有《去伪斋集》、《呻吟录》、《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和《实政录》；此外还有《小儿语》、《无知》、《闺苑》等。据载，他还有专门批判程朱理学理论和朱熹言辞的书籍《纲目是正》。吕坤是明代河南乃至全国当时独树一帜的务实学者和思想家。
三、河南地方志编纂和藩王文化突飞猛进
明代河南地方志编写和藩王文化是其时代特色。明代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因此地方志纂修和研究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明代河南在嘉靖和万历年间，出现了修志高潮。有学者考证，明代河南共修志261种，其中亡佚175种，尚存86种。现存志书中有《河南通志》2部，府志21种，县志63种。其中嘉靖时河南布政使邹守愚与开封学者李濂、藩王朱睦㮮等修纂的省志《河南通志》价值颇高，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行。该志书对此前志书有重大突破，记述黄河变迁且配有插图，开地方志“河防志”之先河。李濂除与朱睦㮮等合纂的《河南通志》外，还有多部研究古都开封的专著，如《祥符文献志》、《祥符乡贤志》、《汴京遗迹志》等。
明代分封河南的藩王对河南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分封开封的朱元璋第五子朱橚（1361—1425年），在开封城居住生活近半个世纪，在医学、植物学和文学方面成就非凡，其著作流传后世的有《普济方》、《救荒本草》和《元宫词》、《植物名实图考》等。元末明初的开封各种灾害频繁出现，特别是黄河水患使人民饱受生活的艰难困苦。朱橚本人生活其中，深有体会，他出于“林林总总之民，不幸罹于旱涝，五谷不熟，则可以疗饥，恐不得已而求食者，不惑甘苦于荼荠，取昌阳弃鸣啄，因得以裨五谷之却，则岂不为救荒之一”的目的，编写了著名的《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我国最早以植物群为基础的河南植物志，书中新增的376种植物，突破了前人对植物的描述、分类、加工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他对剧毒植物采取的吸附分离技术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因此《救荒本草》被美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萨顿誉为“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朱橚世子朱有燉（1379—1439年）是明初著名的杂剧家。他一生共创作杂剧31种，如《张天师明断辰钩月》、《关云长义勇辞金》、《洛阳风月牡丹仙》等，都存有宣德年间刻本，还存有散曲若干。他的词曲在很多地方打破了元代杂剧的规律，易于传唱，在北方流行非常广泛。明正德时李梦阳在他的诗作《汴中元宵》里就反映了朱有燉作品的流行程度，“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霸”。朱橚一后裔朱睦㮮(1571—1586年)才识出众，于万历五年（1577）被封为周藩宗正，领宗学，约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讲《易》、《诗》、《书》，午后讲《春秋》、《礼记》，寒暑不辍。潜心著述，撰有《五经稽》、《授经图传》、《韵谱》；史学作品有《明帝世表》、《周国世系表》、《建文逊国褒忠录》等；志书作品有《河南通志》、《开封郡志》、《中州文献志》、《中州人物志》、《中州烈女传》等20多种。生活于沁阳县城的朱载堉（1536—1610年）淡泊名利，上书7次辞去王位继承权，终生从事科学研究。他一生主要的科学研究领域是在乐律学、天文学、数学、计量学、历学和舞蹈学等方面。他是世界上首个运用数学的等比级数划分音律的人，创造了“十二平均律”（“新法密率”）。此法被广泛运用于控键盘乐器和竖琴等乐器，直到1636年欧洲才有法国科学家提出相同的理论。朱载堉把明初以来通行的《大统历》与《授时历》加以比较，发现其误差甚大，吸取前人许衡、郭守敬等人成果，结合万历前后百年天象实践，以万历九年（1581）为元，制定新历，编定《圣寿万年历》。朱载堉的主要著作有《乐律全书》、《切韵指南》、《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律历融通》、《嘉量算经》、《万年历备考》、《圣寿万年历》等。
明代的河南思想文化发展是河南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我们大力学习弘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今天，对明代河南思想文化发展进行扒梳，也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展现。
（作者：田冰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