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新篇—城市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平行论坛召开。300余名国内外嘉宾、专家学者、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高校代表齐聚一堂，为城市治理献策。谈及北京接诉即办改革时，专家认为，北京扎实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着力解决城市治理难题，形成了“中国之治”的首都样板。

城市需肩负起五大治理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崔唯航在致辞时表示，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承载地。2023年，我国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0%以上的人口、贡献了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说，城市建设水平既体现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效，也关乎下一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杨旎表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这一空间载体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23年，中国百强城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近8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70%。城市是现代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短短40多年间，我国城镇化速度、城市发展规模、城乡结构剧烈变化，我国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文化生活发生系列深层变革，对城市治理也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我国超大城市数量已达10座，全球第一，更面临世界性治理难题。

她认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城市需要回答好、肩负起五大治理使命：包括如何全面精准回应人口规模巨大的诉求；如何发展和平衡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走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如何营造公共价值，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如何统筹生产生态生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何走出中国特色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这五大使命和问题需要各大城市积极创新、共同求索，交出时代答卷。

接诉即办改革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做出贡献

崔唯航说，近年来，北京市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大城市病”，以群众诉求为驱动，扎实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着力解决城市治理难题，形成了“中国之治”的首都样板，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

北京作为首都超大城市，近年来兴起的接诉即办改革对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的世界性难题有哪些贡献？

杨旎称，城市治理特别是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既面临短期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医疗、教育、停车等公共服务与设施等问题，又面临长期积累的老问题，比如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基础设施等问题，还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题，比如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网络消费纠纷、互联网平台监管等。这些问题和诉求，在传统职能部门与街乡属地“条块分割”、职能部门之间“条条分割”的城市治理框架下，是欠缺有力抓手、难以高效回应的。

对此，近年来北京探索了以“接诉即办”改革为切口和抓手，系统推进城市现代化治理体系与机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构建“线上+线下”互动融合的城市善治共同体。

“总的来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她回顾称，开始是在2018年，北京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条块”矛盾，开启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通过将职能部门五大领域行政执法权向街乡属地下沉，牵引城市政府内部运行机制改革，破解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提高城市协同治理效能。

随后2019年全面开启“接诉即办”改革，从民本导向出发，以12345热线诉求件的办理评价和激励问责，打通社会诉求的需求端和政府治理内部系统的供给端，牵引内外互动机制改革，形成需求精准对接，提升了城市敏捷性治理效能。

在此基础上，2021年在前期接诉即办获取的“民生数据富矿”中选取诉求量大、涉及面广、群众反映突出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聚焦“政策矛盾”，进行“每月一题”专项治理，主动调试优化政策，形成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规则优化的主动治理模式，通过制度化改革，提升城市源头治理效能。

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对美好生活诉求不断提高，改革进入到以民生与问题导向并重，聚焦“边界”矛盾的新阶段。通过与社会基层治理改革、市场监管等改革全面融合，以全面深化改革驱动基层治理主体体系的完善，探索形成城市善治共同体。这就需要继续推动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的有机结合，提高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现代化水平。与此同时，培育参与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互助共同体、权益共同体，不断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

她说，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为破解传统城市治理的“条块”矛盾、“条条”矛盾、政策制约矛盾和边界约束矛盾等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条协同治理、敏捷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的路径，为构建以“人民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善治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京报记者张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