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瑶

《梁启超在饮冰室》汪兆骞现代出版社

天津梁启超故居，左侧建筑即为“饮冰室”。图源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梁启超

算起来，与汪兆骞先生结识已不知不觉将近十年。几乎每隔一年半载，都能收到他的一本新书，效率之高，题材跨度之广，创作精力之盛，令人每每暗自叹服。笔耕不辍，是对一个写作者之勤勉的褒奖词，而对年逾八旬的汪老来说，却实实在在是退休二十多年来一以贯之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民国清流》七卷本、《文学即人学》《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等大河群像式作品之后，这两年，他的目光渐从群体转向历史中个体命运的细部探微，接连写出了《李叔同传：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和《红豆遗梦：柳如是小传》。恰在此二书写作出版的间隙，我曾去拜访汪老，那时他便提到未来有“写写梁启超”的计划，没想到（或者说果然）不出一两年，这部《梁启超在饮冰室》就以成书的形式出现在眼前。超一流的执行力和毅力真是不由人不敬佩。

从李叔同到柳如是，汪老从浩瀚历史中择一二个体人物为之作传，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及传奇性，按他自己所述，总还有些私人的缘由，或缘分。追溯起来，写梁启超亦是如此。以前就曾听他约略说过童年在津门的往事，汪家老宅就在天津旧意租界马可波罗广场之东，离梁启超的饮冰室很近。此番读过书跋，才知其中有更深的人事渊源：那时梁启超的遗孀（即其第二位夫人）王桂荃还健在，就住在饮冰室故居，每到逢年过节，幼年汪兆骞都会被祖父领着去给这位“王奶奶”拜年，有一次还遇到梁启超三女儿梁思懿。稍长些他才知道，王奶奶不仅慈祥，内里更兼深明大义，她在与儿女们协商后，将梁任公留下的珍贵手稿全部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汪兆骞祖父一生推崇梁启超，受祖父影响，他也从少年时读梁氏文，更与其故居“为邻”，这让梁启超这三个字对他而言，是远比课本政治历史人物更为亲切的存在。历史总是因与现实相系而有温度。

因而也不难理解，汪老此书，何以起于饮冰室，终于饮冰室。饮冰室，与一般文人起字号的逻辑相反，乃是先有名号后有空间实体——“饮冰室主人”梁启超1912年自海外流亡归国后，在天津意租界买地，前后自行设计建造住宅与书斋“饮冰室”，在这里生活直至1929年逝世，可以说是一部梁启超的后半生。世人皆知梁启超，然而大多数人“知”的主要是其前半生，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中国惨痛近代史中一次奋起改良的尝试，一场注定无力回天的失败试验。当维新党们或被戮或逃亡后，近代史的目光渐从这些失败者身上移开，聚焦到了更为激进的革命者们身上，后来者们的反复抗争直至终于胜利，既映衬出先行者们的不易之功，同时也更加映衬出他们的“失败”。很长时间以来，在近代史的叙事逻辑里，他们是被作为“错误”的悲情例证或“正确”的前史来讲述的。

近些年来，随着历史叙述从一元向多元发展，梁启超获得了或者说恢复了他本应有的复杂性。他在纷繁历史歧路中流质般的“善变”，及这种“善变”所折射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内外求索的迷茫与徘徊，为他拓展出巨大的阐释与书写空间。这些年不断有来自不同世代作者的多版本多角度的梁启超传记及研究著作问世，梁启超渐有“显学”之势，亦可以说是对其精神遗产的大规模的重识与重估。汪兆骞先生的《梁启超在饮冰室》，截取其后半生涯，以事迹与信札交织的编年史写法，向我们呈现了此一阶段梁任公的生命形态。在这个时期，那个为人所熟知的政治的梁启超逐渐向人们不太熟知的文化的、教育的梁启超转变，因而与其他全景式传记作品相比起来，因告别了前半生易代之际的大风大浪与青壮年的慷慨悲歌，仿佛骤然显得沉静甚至琐碎了许多，然而仔细读去，海面下依旧绵延火山，无论如何选择如何行路，一以贯之的依旧是“十年饮冰难凉热血”。而也正是通过这个试图远离政治的梁启超，方能更加理解那个政治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转变，经由外界抵达自身。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十三载，让梁启超放眼世界、自我意识革新，曲曲折折地从保皇党转变为了共和派，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倒行逆施，他都坚决参与了讨逆护国的行动。这是梁启超入饮冰室之初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两个高潮——然而也几乎是结束，是他起念远离政治的开端。时代的晦暗重合个人认知的局限性，从青年到中年，他接连把希望寄托在错误的人身上，从光绪到袁世凯到段祺瑞，然后落空，继而陷入失望。故而入饮冰室，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意愿。只是，如他这样兴趣和热情都无限的人，“小楼”又如何能束缚住他：他持续著述、讲学，办讲学社邀请罗素和泰戈尔访华，担任清华四大导师之一，成立松坡图书馆，等等等等，为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着成绩，同他青年时一样，依旧忙碌，依旧奔走，也依旧持续观照、思索、议论着政治局势。或可以说，他只是远离了政治或说政权中心，却依然孜孜实施着“自我的政治”，尤其是践行着1902年以来的“新民说”理想。启蒙开化、为中国培养适应世界潮流的“新民”，是梁启超一直以来政治构想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其一生变动不居的政治理念中不变的内容。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亲身的实践者，一生在“昨日之我”和“今日之我”的不断斗争中更新着自己，纵然是有限度的。

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正是一组对照，也是书中令人印象颇深的一笔。梁启超自青年起仰慕、追随康有为，但康有为这个思想上的先行者渐却泥古不化，后来师生二人在“保皇”还是“共和”的问题上渐行渐远，直至在张勋复辟事件中，一是复辟闹剧的策划者，一是讨逆军的参谋，彻底成为对立的双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学生与老师为敌，是大逆不道，康有为为此写下“鸱鸮食母獍食父”“逢蒙弯弓专射羿”这样的句子，既伤悲又可说狠毒。然而1927年康有为猝然逝世，身后萧条，还欠着债，梁启超不计前嫌汇钱助其成殓，并写下情深意切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称赞“吾师视中国如命”“吾师以孔子之道为己任”。这里面，中国读书人尊师重道的传统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梁启超的认识和眼界，想必也深知一代人有其难以超越时代局限的道理。老师康有为如此，我们后来人看梁启超当然也如此，但在时人所处时代里，能尽己之力努力超越上一代，超越“昨日之我”，最大程度地去克服局限，代代相历，终是进步。

就以梁启超自己来说，身为改良派，从辛亥到五四，他对“革命”的观感始终是复杂的，但大势不可逆，甚至连他的儿女后来也被感召而投身其中（三子梁思忠从西点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淞沪会战中表现出色，不幸在前线因病早逝；三女梁思懿是燕京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并影响动员四妹梁思宁加入新四军，姐妹皆加入中国共产党）。人们常常称羡梁门九子女个个英杰，文理武人才兼备，而之所以能如此，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梁启超能够超越中国封建传统的“严父”，不以父权强压，而给孩子们自由自主的充分空间。儿女们各自奔其所向，即使后来与父亲的研究方向甚或政治理念有异，但那种对万事万物的兴趣、对公共社会的热情和使命感是继承乃父的，爱国、报国的血脉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分别是其二子梁思永、三女梁思懿、幼子梁思礼的120周年、110周年、100周年诞辰，梁思永是我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梁思礼是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子女们赴海外留学后都归国报效，将毕生所学贡献给祖国。

饮冰室对梁启超而言，是生命的最后驿站，早初的激情在这里渐渐化作沉思，惟有热血不凉。汪老写梁启超亦是如此，他用白描的笔法、大事记的结构，记述了梁任公晚年的生命状态。尽管从祖父到他本人皆与饮冰室有缘，钦服梁氏之天纵健笔，却依然照史据实写之，没有增添太多修饰与个人化的议论，只有每每在紧要处，补充几笔恰到好处又公允的评价（如指出梁启超对孙中山的偏见等），将传记作者常常容易满溢的“自我”隐藏在了传主梁启超的身影背后。随着梁启超的另一半人生在纸上显现，我们也因之重新看见、认识了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