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马黎

考古发现，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问题的开始。这句话用在石角山古城遗址身上，正合适。

正在考古发掘中的衢州市衢江区石角山古城遗址，有了新进展，最近，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衢江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浙西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石角山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在衢江区召开。

2022-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衢江区文物保护所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了城墙、壕沟、河道等遗迹，出土了上千件陶器、石器等标本。现在，出生证明有了——综合田野考古发现和碳14测年结果，石角山古城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

石角山古城遗址现场

这说明啥？直接划重点：石角山古城遗址是浙西地区发现的第一座先秦时期的古城遗址，填补了这一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是衢州乃至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和标志，为厘清百越地区的早期历史和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不过，这三年发掘，作为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森却有点困惑。

困惑的源头来自3年前。

石角山遗址6公里之外，便是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2021年度浙江省重要考古发现。这是江南地区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土墩墓群，证明衢江地区是西周早中期百越文化的中心之一，存在一个明确的古代政治实体。

“姑蔑”二字，呼之欲出。

《左传》《逸周书·王会解》《国语》《吴越春秋》等典籍中，有这样的只字片语:“见姑蔑之旗”“於越纳姑妹珍”“西至于姑蔑”“至于姑昧”。《路史·国名纪》:“姑蔑，一曰姑妹，大末也。”《越绝书·记地传》:“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姑末，今大末。”在商周时期越地西部，存在一个名为“姑蔑”的族群。

综合城址、土墩墓规模、出土器物及文献记载，衢江地区极有可能是史书仅有零星记载的姑蔑国核心区域，衢江云溪大型高等级贵族墓群极有可能就是姑蔑国的王陵区，填补了姑蔑国考古研究的空白。

衢州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出土器物

土墩墓发掘的同时，张森和考古队就想找找周围有没有同一时期的遗址，“这几个墓比较大，旁边应该有配套的大遗址存在。”

202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金衢地区先秦遗存考古调查勘探”项目，把目标放在了衢江，对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勘探。

一开始，大家想到了离土墩墓群最近的黄甲山遗址。

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就发现了它。来看1987年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衢州市衢江北区古遗址调查简报》：

1982年，我们在云溪乡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地处云溪与衢江交汇处的西山村、黄甲山村的西周土墩墓，并征集了大批原始青瓷器。

黄甲山村与西山村相邻，距衢州城东15公里，靠临衢江北岸。黄甲山在村南0.5公里临江而立，山高出水面约20米，顶部平坦，有一明代塔立于其上。山坡总面积约3000余平方米。地面散布的器物残片极丰富，农民在开山过程中发掘了不少石器，保留下来的不多。共收集石器九件，残陶瓷器三十余片。

云溪，就是邵源溪，报告中提到：“流经车塘乡、云溪乡入衢江。云溪流域丘陵起伏，出土文物甚多。”

石角山就在车塘村。2021年底，考古队对石角山村进行复查时，发现地形比较奇怪。

张森打开一张1972年的航片，有一个方形隆起的迹象，像个高台。勘探时，探铲一下子打到了壕沟，上面是个台地。再对照航片，正是那个隆起的位置。

隆起的高台

继续打，土不一样了。

“南方主要都是红壤，特别红的土，我们打的土是黄色的，有很多砂子的颗粒，专业说法叫黄色砂石土。而且，它只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存在，外面还有一圈壕沟。”

张森推测，这就是城墙。

2022年启动石角山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约1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系统勘探工作，考古队把城址周边全都摸了一遍，对城的轮廓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是一个7万平方米的小城，外围一圈壕沟，台子上面就是城址。小城外面，还有一个外围平台，应是大城，约60万平方米。勘探还发现了一条古河道，相当于护城河，把城围了起来，面积约有120万平方米。

考古队在北部下清源村附近采集到很多夏商时期印纹硬陶片，还有零星石器。但是，晚期地层破坏比较严重，没有发现明确的文化层。

此时，城址的大致格局，张森心里有数了：外面一圈壕，围着第一个高台，再往里面，核心的位置又是一个小高台，就是小城，小高台边上还有两重壕。

这三年开启的主动性发掘工作，目标很明确，解剖古城。考古队的第一选择，就从小城入手。壕沟、城墙，城内红烧土堆积区域都进行了解剖。

可是，张森越来越困惑。

城址的年代居然越挖越早。“壕沟里面，最晚的几个地层，还是夏商时期，距今3000多年。发掘到城中间，壕沟的下面，感觉跟钱山漾、良渚比较像了。”

我们来看其中一个“楼层”分布——关键线索，都在地层里。

壕沟的北壁，最上面1-2楼是商周的废弃堆积，还发现了春秋早期的原始瓷陶片。3-7楼，是夏商时期堆积，没有发现原始瓷片。5楼做了碳14测年，显示距今3600年左右。再看最下面的8-15楼，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末期，土色也变成了深灰褐色，以夹砂陶为主。

北城壕沟G1

“没想到会这么早。”张森说。

为什么？

考古队在地表上采集发现的大部分都是印纹陶，所以判断城是商周时期的，可能在西周中晚期，不会有更早。再加上南边土墩墓的发现，那么大，北边应该有这么一个城配套。而城址的西边，邵源溪贯通了城和土墩墓。从城里顺溪而下6公里，到了衢江边，人们就可以营造土墩墓了——衢江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群就在那里。

张森早早想好了这个完美的故事。

结果挖下去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居然早到良渚文化。

石角山航拍

大家讨论，再选其他几个点解剖一下，看看是不是都那么早。

结果发现，小城不止一座，而是南北两座。

小城南侧的1号台地，为人工堆土形成的一处城址，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叫它“南城”。目前保留的最高处近6米，现场看起来有些壮观。它和北侧的小城“北城”的营造方式也一致。比如堆土墙，人们用红色黏土做芯，顶部再用黄色砂土加固。

南城南侧壕沟及城墙

南城台地东侧位置，发现一处叠压在6层上的黄色砂石土层，与北城做法类似

南城1万平方米，北城2万平方米，外边有壕沟围着。两个小城同时存在，始建年代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并一直沿用至西周时期，它们都在之前考古队判断的遗址核心区的7万平方米范围内。

张森说，从遗迹现象来看，南城的人为活动更少，城址的性质与功能和北城有差别。

研讨会上，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提到，小城的城内堆积还需要继续做一些选择性的发掘，“这个区域可能是整个遗址里位置最高的，人们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在这儿筑城，到底是谁来筑城，什么功能？”

南城

小城板上钉钉了，确实要早到良渚文化晚期，而小城的外面，之前勘探发现了一条古河道，古河道还围着一个台地，这个台地约60万平方米，就是外城，但是破坏比较严重。

“我们知道的破坏就有三次。”张森说，清末，这里作为太平军的军营，有过一次破坏；上世纪60年代，这里是劳改农场，又被平整了一次，建了茶园；大约10年前，又被大型机械整体推过一遍。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是最后一次土地平整后的样子。

所以，外围平台上，虽然采集到了很多商周时期的印纹陶、石器，但是一直没有发现明确的文化层，应该都被破坏掉了。

怎么证明它和小城是同时期的大遗址，也就是说，怎么证明它就是外城？

张森想了两条路。

外城有一条古河道，如果古河道下面能挖到一些同时期的遗物，就能证明这条古河道是人工利用的，那么里面都属于它的生活区。

还有一条路。

重看那张70年代的航片，张森指了指，外城区域，有一个异样的圆形大坑。通过勘探，确认了台子上确实有一处7000平方米以上的坑状堆积，下面是淤土，地层和周边差别很大。

7000平方米的“天坑”

张森想，如果证实大坑是早期的话，也可以证明外城是有人使用过的。而且这个大坑没有被完全破坏掉，还可以发掘。

考古圈有一句话，想得到才能挖得到。

古河道发现了数十根木板、圆木，类似于踏步，在河底有一些横着的木板，形成了三四级的阶梯，阶梯边缘有竖向的木桩进行加固，木板上可见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

城址外围TG3航拍可见壕沟底部木构遗迹

听起来，只是一些横七竖八的木板，但张森脑中已经画好了一个“分镜头剧本”：这样一个木构遗迹，类似于码头。人们挖了一条护城河，某天，又做了修整，在里面修了一条壕沟，在壕沟边缘做了踏步设施，直接通向了外城。

木构遗迹

码头周边，出土了少量陶片，主要以夹砂陶和印纹陶为主，这说明和小城的主体使用年代一致。

那么，外城这个7000平方米的大坑，到底是什么？

张森说，布了发掘探沟后，可以看到很规整的波浪堆积，正是当年种茶树留下的田垄迹象。大坑里能看到分块回填的迹象，而在年代更早的编号为H158的灰坑里，几乎没有遗物出土，但是堆土，和南北小城用红土做芯的方法是一样的。

人工挖了这么大一个坑，用来做什么？

张森有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是储水坑。

“外城在山顶上面，不好用水，虽然旁边都是河，我们推测可能是供给城内用水。”

还有一种可能，这是一个取土坑。“外城也是人工堆垫，肯定要取土，可能就是从这个大坑里取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提到坑底部的基岩，是自然状态下的，还是挖坑以后进行了人工处理？“这些在现场看不到。沟边有没有经过加工？这个‘天坑’很重要。还要继续做清楚。”

通过对古河道及外侧平台的解剖，证明遗址外围虽被严重破坏，但仍有存留部分土台迹象。古河道范围内部分遗迹与遗址核心小城关系密切。小城外围的平台区域部分为熟土堆筑形成的台地，始建年代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商代被填平。

根据最近几天的勘探，张森说，外城存在若干个小台子，“外城本身就在山顶，山顶还有空间，人们就在上面再堆土台子，在上面生活。”但是这个范围比较大，又零碎，接下来还会对这些小台子继续解剖。

总结一下，古河道为遗址外的第二重环壕，其始建年代也可能主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壕沟内部存在同时期的多处台地基础，共同构成了石角山古城。

故事讲到这里——其实没有故事，古城遗址听起来比较“寡淡”，没有墓葬，也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甚至找不出一件“好看”的器物。但对考古人来说，这三年的考古工作，把城从内到外一点一点解剖，明确了年代，一座城的命运，缓缓在眼前展开——

早期阶段，距今约4800年，此处还没有城，但已经有人居住，人们开始挖壕沟，又在上面垫了土台，建了村落，这里是一个环壕聚落，这是城的第一个阶段。

到距今4400年前后，人们开始营建城墙，使用了几百年。在一个编号为h128的长方形大灰坑里，发现了大量红烧土，考古队员做了解剖发掘，“有多次倾倒红烧土的迹象。”

这里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三组建筑，主要为东北西南走向。

北城内遗迹，有三组房子

时间来到了夏商时期，城墙有一些破坏，也做了零星的人为修补。但此时，城的功能和命运，似乎发生了转变，壕沟只剩下一个浅沟，城内逐渐垫土增高，逐渐被垫平，到了西周时期，壕沟被彻底填满。

这就带来一个更让人困惑的问题。

按道理，土墩墓的那些墓主人，就居住在这里，这是他们的王城，或者跟他们相关的一个城址，西周应该是它最强盛的时候。“结果现在一挖下来，成新石器的了。”张森笑，“它和西周土墩墓群的年代就矛盾了，这个时间段的东西我们目前没有找着，也有可能是已经被破坏了。”

他的同事仲召兵前几天发了一个圈：“从姑蔑王国，穿越到史前古城，再到万年村落，小王子估计做梦也没梦到。”

插播一句，这几年，衢州三个重磅考古发现，都是“小王子”张森负责，几个月前公布的衢州皇朝墩遗址，发现了上山文化水稻田和环壕聚落。

但在研讨会上，很多专家表示，这是“意外惊喜”。

“本来要找和墓地同时的城址，结果发现比墓还早的城址，而且跨度很长。这是金衢盆地考古的重要发现，让学界很振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说。

陈杰认为，石角山古城的发现，已经构成了我们对这个遗址年代序列的认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可能是春秋时期，将近1000多年的时代序列。”

“这个时间段有这么一个城址很重要，广义的长江下游地区，有几个史前城址？特别在新石器晚期。所以从这点讲意义很重要，这是收获和突破。”林留根说。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石角山古城和西周土墩墓群之间的“纠葛”，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否已经渐行渐远了？

“西周时期这么强盛，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可能这个族群在四千多年前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慢慢壮大。”张森说。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昌平建议，可以从小的区域继续做工作。“浙江考古所这些年在金衢盆地发现了很多遗址，过去完全不可思议，这儿还有商周的。刚才张森说，石角山古城的周边，还发现了多处遗址，还需要再细致，能否看出早商到西周之间在这个区域里的动态变化？”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急于回答。”陈杰说，现在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从年代上它跟土墩墓群还是有关系，但受限于现在的发现，尤其是地层和遗存被破坏了。“现在急于找出这种联系，可能还不太成熟。我们还是希望几年的工作之后，有了更多的线索后再去找关系。”

考古就是这样，发现越多，问题也就越多。

从遗址出土遗物上看，也有点“五花八门”，专业说法，文化面貌多样化。用张森的话说：跟谁都不太像，跟谁又有点像。

“我们挖到中间的时候，请丁品老师（钱山漾遗址发掘领队）过来看，他一看鱼鳍形足，哦，钱山漾的。后来，我们请王海明老师（好川遗址发掘领队）过来看，他一看，这不是好川的吗？陈明辉（曾任良渚工作站站长）过来一看，这是良渚晚期晚段的。前段时间请了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付琳老师来看，他最近在浦城做考古，看到陶杯说，这跟我们浦城的很像，跟闽北的一模一样……每个人来看都能看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换句话说，石角山的本地性特点很明显，很有个人风格。

良渚人看到，跑来相认

衢州处在浙、闽、赣、皖南交界处，是研究文化交流、传播、融合的关键节点。用网络用语讲，“四省通衢”在石角山身上具象化了。徐良高说，它是衢州乃至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和标志。“它在东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尤其是对闽北地区，从江西往东南的文化传播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需要这么一个重要的遗址来讲述。石角山古城遗址对我们理解多元文化的交汇交流，有重要价值。对厘清百越地区早期历史，以及不同地区的人群组合也提供了重要资料。”

“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进程中满天星斗里重要的一颗星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这样说。

陈杰提到了一个区域性的特点。“我们在石角山遗址看到的遗存，跟这个区域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可以对应起来，所以首先应该把它放在区域文化的序列中去考虑，然后再跟周边区域考虑。这样才可以凸显石角山在区域文化里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如果把它放到更大里去，可能会被淹没。

林留根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之际，按照如今“古国时代”的定义，距今3800年前后就是“古国时代”的晚期。我们看北方的石峁，是新石器晚期遗址，但在夏商也是连续发展的。“所以，这个区域的文化是不是也是连续发展的？衢江这些土墩墓，无论埋葬方式，墓葬的形式，特别是出土的原始瓷，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这种特殊文化面貌的发展和传承，和整个区域有关系。所以商周印纹陶文化的这一段至关重要。在这个区域，夏商时期总觉得处于空白，但中心在哪里？我们现在考古回答不了。但这个城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张森说，今年开始，考古队重新进行了考古调查，继续寻找西周时期的遗存，继续追寻姑蔑文化的来源。

他想回答一系列问题——

人们生活在古城里，又营建了这么大规模的古城，这群人究竟是从哪来的？再往前，他们跟良渚、好川是什么关系？他们的墓葬又在哪？它们又如果过渡到商周时期？是这群人走了，还是被征服了，还是一代代自然延续下来了，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

“周边是否还会有其他大聚落？”

寻找还在继续。

（部分图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