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回来的巴黎圣母院

身边24小时 2024-12-25 00:08:25

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了!

12月8号一大早,我就到处搜索重启仪式的直播视频与相关新闻。由于和巴黎的特殊因缘,我在非常复杂的情绪里沉浸了一整天。到了第二天建筑设计原理课上,乘兴给本科二年级学生讲起某年夏天,我通过Airbnb住在巴黎市中心一个外出度假家庭空出的十九世纪老式套房里的难忘经历,开始解析Airbnb创造出的对空间、城市新的使用与体验方式。这才惊讶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个同学知道Airbnb,包括它的中文名字“爱彼迎”。只有一个学生在纪录片里隐约听到过。学生们普遍表示不太理解,问我,是现在国内流行的民宿吗?一问一答间,让我原准备接着讲述一个上海姑娘做沙发客走遍中东的“空间使用”故事的信心,荡然无存。

世界天翻地覆速度之快、之彻底,每每超出我的想象。

还是说回巴黎吧,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实在包含了太多含义。

1999年10月,还在同济大学攻读建筑学博士的我,参加了学院组织的欧洲城市与建筑考察,第一站就是巴黎,那也是我第一次出国。

彼时的中国,正在以一种自信、开放、急切的姿态拥抱世界。而那时的我,也在举国大建设背景下,借着青春的能量,以“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的热烈状态,对专业、未来、国家、世界充满希望。

秋高气爽中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走出,迎面看到的,是当时在上海难得一见的如洗蓝天和透明阳光,一群人拿着相机对着天空久旱逢甘霖般一通狂拍。进城途中,路旁看到的第一张海报,居然是巩俐的大幅头像,现在已记不清究竟是电影招贴还是商业广告,但那种中国与世界、与法国无障碍联通的感觉非常强烈。

到了巴黎,肯定要去自小就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年少时,不知看了多少遍、听了多少回上海电影译制厂配录的根据雨果同名小说改编的《巴黎圣母院》。吉普赛姑娘艾丝美拉达(Esmeralda),是我少时一句外语还没学时就能顺畅说出的外国人名。而钟塔怪人卡西莫多(Quasimodo)被捆绑在教堂前的广场,吉普赛姑娘给他喂水时不由得发出“美呀”的段落,也总会让我回忆起生命里这样的场景:新中国第一代女大学生的母亲,家庭事业都要扛,在家中给我剪头发,都会开收音机听广播里的电影录音剪辑,每遇到卡西莫多这一段,母亲就会停一小会儿,和我一起安静聆听。

等到真来到巴黎圣母院面前,其实并没有引起我太多惊讶。因为从历史到改建,从空间到细部,从壁画到雕像,专业书中实在看过太多。此时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在当时颇有些昏黑的教堂空间里,不同角落、不同组合的烛光,以及烛光前,各种姿态、表情、语言、服饰的虔诚信徒。在我的人生经验中,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众多的宗教信徒聚在一起,所以颇为震撼。走出教堂,我还想去寻找电影里描述的丐帮居住的地下城,不过稍微放眼一望,就知自己这个想法有多荒唐。

我的第一次海外长时段学习,也是在巴黎。那是2004—2005年,有幸入选法国希拉克总统奖学金项目“中国建筑师在法国”。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活动,两国政府合作,陆续选拔了一百余名中国青年建筑师到法国不同大学、设计事务所、规划管理部门进行为期三个月到一年的交流学习。

在巴黎圣母院重启的12月8号,如今已遍布全球天南海北的奖学金学友们,相继在票圈里发出了对此事的关注,以及2004年在巴黎圣母院前的留影。我知道,那一刻,大家都被深深触动了。让学友们集体触动的另一时刻,就是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被烧的那天,惊讶、难过,交流各种细节……这本就是我们专业领域内的事儿,很多朋友都纷纷参与了相关竞赛与具体工作。

而2019年4月的大火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

2005年奖学金项目结束回国后,我又多次因工作或度假去巴黎,巴黎成为上海之外我最熟悉的城市。我甚至和朋友笑称,正如有研究通过对比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发现中国革命中的法国性要高于英国性,因此得出法国人习性和中国人更接近的结论。加之自己从小看《悲惨世界》《九三年》《红与黑》《基督山伯爵》《包法利夫人》……以及我的一位发小住在巴黎,所以,每次去那里,都有种莫名的熟悉亲切,我甚至会说自己是“回巴黎”。而大火之后,疫情就紧随而来,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回巴黎”变得困难重重。

一直到2022年8月,终于,我再一次幸运地“回到”巴黎圣母院门前,只不过此时,它被白色的施工围挡严密地包裹着。

刺眼的夕阳下,我在卡西莫多被捆绑的广场上,静静地阅读施工围挡上用当下年轻人喜欢的动漫形式,讲述的巴黎圣母院的历史与改造故事,远远地眺望了一眼玫瑰大圆花窗,拍了张自拍,就心情复杂地离开了。

因为物非人也非,一切都变了!

再回到12月8日这一天吧。

对重修方案,我个人还是颇有些遗憾的。巴黎圣母院其基础可以追溯至12世纪,而大众目前熟悉的很多部分,其实都是被19世纪的建筑学家欧仁·维欧莱-勒-迪克(EugèneViollet-le-Duc)大刀阔斧改造、新建的,那个最高的尖塔,就属于欧仁的“全新创造”。可这次修复工作,并没有趁机“新作”,而是原样重现——是不是太过保守?但转念头想想巴黎奥运会的无所顾忌,似乎巴黎并没有“退化保守”。

重启仪式上,每一位参与修复的消防员、工匠、专业工作者依次走进教堂,与各国各界大人物们一起,共同完成仪式。这一幕,很巴黎,很雨果。

在仪式的最后,教堂外部玫瑰花窗所在的正立面上,出现了各国文字投影的“谢谢”,以表达对全世界关注和支持的感谢之情。

玫瑰花窗中间最大的字体是法语MERCI,然后,左下方映出德文DANKE,右下方映出中文“谢谢”。

看到这个片段,我又是一个恍惚,觉得自己的确和圣母院有缘——回顾中法两国之间的学习、工作经历,法文、中文自不必说,而德文,则是我在同济大学读本科时的第一外语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思作设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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