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而要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离不开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体系的互动对接。

转眼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已有五周年，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在大湾区创造出引领中国乃至世界潮流的科技产品。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XbotPark机器人基地（又名“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发起人李泽湘既是大湾区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见证者，也是领头人。

这些年，他集齐了“教育者、创业者、投资人”三大身份，开创“导师+学生”的天使投资模式，出资鼓励学生们学以致用，培育和孵化百余家硬科技公司，其中头部公司估值累计超过100亿美元，创投圈熟悉的大疆创新、云鲸智能、海柔创新、固高科技、希迪智驾等独角兽的崛起历程，都离不开他这位“关键先生”

近日，李泽湘接受了南都、N视频“湾心向世界——大咖访谈”栏目专访，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如何携手共建科技创新高地，他表示，C端产品创新是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展的火车头，打造一批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年轻人，需要探索构造新工科教育模式，培养拔尖创业人才。政府、高校要坚持两个“一把手工程”，探索建设全链条创新生态体系，帮助初创企业跨越科技成果转化鸿沟，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谈教育改革

打造一批新兴产业关键靠年轻人

探索新工科教育模式，培养拔尖创业人才

南都：您的身上有很多标签，其中您最认同的身份是“老师”。您深入教育改革的初心和愿景是什么？

李泽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逐步迈向成熟阶段，随之增长速度放缓。如何继续创造新的生产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打造一批新兴产业，关键靠年轻人。C端（面向个人消费者）产品创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部分，知名C端品牌也是拉动包括芯片、材料和装备在内的上游制造业产业链的火车头。从过去的经验看，C端创业者的最佳年龄都是在20多岁，他们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太多包袱，创造力、想象力才能够与众不同。

不过大量的创业者中，成功的是少数，短板在于新工科教育的缺失。这要求我们重新构造教育模式，通过本科教育甚至更早期的K12教育（从幼儿园到初中的教育），培养一批拔尖创业人才，跟博士、博士后以及高校教授这些B端领域的创业者打配合。这也是我探索新工科教育的初衷。

南都：新工科教育“新”在哪？除了科研之外，您为什么还特别强调动手能力、团队精神、供应链管理能力、国际化视野？

李泽湘：上世纪九十年代，卡内基梅隆大学针对已毕业的学生做了个调研，发现课上得越多，取得的成就越差。

好的C端产品面向全球市场，不仅需要创业者从市场调研、行业调研、客户调研开始结合科学方法、设计思维，不断验证自己的假设，还需要整合各类技术、供应链资源，把产品原型做出来。产品经过成十上百甚至更多次的迭代，才能够真正地被用户接受、喜欢。

C端产品的创造过程是新工科教育的重要环节，基于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发现市场需求、定义产品、整合供应链资源、进行产品研发的能力。通过一套科学的创业方法，选拔、培养拔尖创业人才，帮助他们敲开“创业之门”。

学生通过这些项目，可以更好地养成用户思维，本科生、研究生可以直接在C端创业，也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在B端（面向企业）创业。

2022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开学，通过设置“枢纽”和“学域”的学术架构，打破了传统大学以学院和系为基础的学科壁垒。

南都：您很早便作为教授创业，后来为什么走向支持学生创业这一条道路？如何筛选、帮助有潜力的创业者？

李泽湘：这件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1999年，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与深圳市联合成立深港产学研基地，我和同事创办的固高科技成为第一家港科大入驻企业。当时，有一些同事折腾一段时间就又回去了，我一直坚持走下来，中间面临过一些挑战。作为高校老师，在授课之余，要学习新的东西、适应新的环境，还要克服产业和学校两套不同考核机制的约束，能走通这条路的人不多，也很难推广。

但一个大学里有五六千个大学生，如果能从中挑选出1%的学生，用新的培养模式帮助他们把创业这条路走通，机会肯定是更多的，并且效果与教授在B端的研究方向可以形成互补。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选拔培养体系。好的创业者一般参加过比赛、有好奇心，通过项目实践验证过自己的动手能力、创新思维。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可以体现他的团队合作能力、执行力、市场洞察力。

从新兴的技术变成成熟的产品，中间要经历几百甚至上千次的迭代，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个人没有创业的决心、产品的思维，还有一系列创业者的素质，很难跨越这一条鸿沟。创业不是单打独斗，要跟各种不同特点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不仅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来自商业、金融、人事、管理等方方面面的人，要把这些人整合在一块，来做一件事情。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首批示范项目。

谈科技成果转化

从“打猎模式”到“大田模式”

成立共享工厂，帮助初创企业跨越量产鸿沟

南都：一个“爆款”产品的诞生，要有前沿的技术创新、成熟的生产供应链，以及全球化商业化的市场洞察，您怎么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

李泽湘：最前沿的技术不一定能转化成最好的产品。创业者要适应市场需求，不断寻找新的技术，通过反复迭代来实现真正的创新。第一代产品整合的大多是相对成熟的技术，随着产品逐步被市场接受、体量越来越大，更多竞争对手涌入，倒逼创业者不断寻找更新、更好的材料和技术，来支撑下一代产品的迭代。当然，产品的技术创新也会推动生产供应链的升级。

南都：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壮大耐心资本，更大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而硬科技创业前期投入大、周期长，如何理解“耐心资本”？

李泽湘：传统的天使投资是“打猎模式”，到世界各地寻找“猎物”，看到合适的项目就投，运气好、项目成功，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运气不好就算了。

我们开展产业项目投资用的是“大田模式”，首先要选好种子选手、营造好创业“试验田”，其次要根据庄稼的生长周期，适时灌溉、施肥、除虫、除草。我们跟学校合作开展新工科教育，从大一甚至更早期便开始选拔创业人才，与创业者进行深度互动，带着他们去创业公司实习、参加各类展会，启发他们发现商业机会并动手实践，深度参与他们的创业过程，帮助他们从零成长起来。

南都：从科学发现、产品发明再到全球化商品中间要跨越多个高山，成功率并不高。如何帮助创业者跨越这些高山？

李泽湘：在高校和产业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也被称为“死亡谷”，在产品创新的道路上存在着大量的共性风险，需要构建一座桥，才能使有想法的学生跨过去。我们在XbotPark机器人基地集聚一批创业导师，建立起一套从创业0→1阶段的产品开发，到1→10的产品原型和打样，再到10→100+量产的全链条支撑体系，帮助创业者一步一步往前走。

产品概念验证、原型打样再到成熟量产的商品中间的迭代过程非常关键。但一个初创公司要搞定一百多家上下游供应商很不容易，大公司不理你，小公司价格贵、质量不稳定。为此，我们成立共享工厂，构筑企业设备、材料、服务、信息等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供应链资源，帮助初创及中小企业跨越量产风险的鸿沟。

XbotPark机器人基地还汇集了众多创业者，可以相互交流经验，避免一些共性的创业风险。就像走夜路，你一个人会很害怕，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起，然后再给你一个手电筒，一根打狗棍，你就不害怕了。我们也在吸引更多人，不断把走夜路的经验传递给他们。

南都：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您刚才谈到的经验若要复制推广，难点是什么？

李泽湘：现在每个城市都迫切需要围绕产业链布局，构建创新生态体系。之前靠招商引资，外资大多是来这里生产，哪里更有利、成本更低就又迁走了，自己做是可以本土生长的。这不是盖一个工厂、建一个园区能解决的事情，以前习惯了快速看到效果，现在要自主培育企业，可能觉得有些慢。

复制推广的难点主要是人才，培育新工科教育的老师是其中的重要环节。高校的新工科教育改革需要四五年才能够做起来，平台的运营团队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搭建成型。由于时间、人力资源都很有限，现在只选择了一些相对合适的城市进行推广建设，后面还会增加。

谈产业创新

坚持两个“一把手工程”

创造具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南都：自2014年以来，您与政府、高校合作在多地建立机器人学院和孵化基地，“一地一校一平台”的产业创新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您看来，地方政府和高校、孵化平台如何在各司其职的同时又能够协同推动科技创新发展？

李泽湘：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汇聚多所学校，但光靠学校内部的循环仍然很难做到，需要外部的供应链资源、孵化资源落在这里，形成“一地一校一平台”的产业创新模式。

以往政府更习惯于做一件事情，比如办一所大学，或者设立研究院、孵化平台，这些都是相对独立的事情，没有把各类资源串联起来。因为串联起来需要解决信息对齐、反复磨合等方面问题，往往很多事情在磨合的过程中掉了链子。

要想做好这件事必须坚持两个“一把手工程”：一个是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工程”，一个是高校的“一把手工程”。

地方政府要对建立产业创新生态有清晰、系统的认识。比如，政府要为高校开展新工科教育提供政策、经费甚至场地的支持；整合一系列资源，帮助属地平台公司招聘和建设一个专业化的团队，负责科创营、孵化、基金、供应链和科创生态体系建设。这个事情要出效果，可能会超出地方政府一届领导班子的任期，需要有长线思维。

高校也要深化教育改革，比如设立全新的二级学院，用新的考核机制进行定位、管理，对选拔的带头人要有新的KPI，鼓励其坚持迭代直到把它做好。学院与孵化平台要从选拔学生开始深度互动，寒暑假带动学生实习、参加科创训练营，自己动手探索项目，把企业的项目内置到学校的教育体系中。

政府、高校、平台之间要深度互动、共同成长。政府要搭台、架设桥梁，高校要跟产业发生关系、老师要懂产业。新工科教育是“百年大计”，不论成功还是失败，这些探索都非常重要。

南都：您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见证者和领头人。据您观察，近些年，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发展有哪些显著变化？

李泽湘：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子制造（家电）及随后的3C产品（计算机、手机和消费电子）代工时代，粤港澳大湾区逐步发展成了世界最完整、最有竞争优势的制造基地。不过，此前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B端企业，仍然以为海外品牌提供零部件制造和代工服务为主，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利润薄、话语权小，有国际影响力的C端自主品牌数量远远不够。

现如今，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从代工转型为自主创新，更多年轻的创业者创造出在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引领性的、高附加值的产品，打造出多个具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以前在港科大读本科、研究生的学生，毕业后不少去往海外高校深造，到硅谷、华尔街工作。过去30多年的时间，3126实验室毕业了100多个学生，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走上了创业这条路。

南都：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李泽湘：粤港澳大湾区在硬件创业方面独占优势，从设计、研发到量产的速度是硅谷的10倍，成本却是硅谷1/10。在Kickstarter（一个企业筹资的众筹网站平台）的成功产品中，善用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的公司均可以完成发货，而在大湾区之外的成功率只有25%。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各有特点，可以将香港的科教资源、广州和深圳的产业优势，以及东莞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方面的城市特色结合起来。

出品：戎明昌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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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王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