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凯
谈及大运河，常有一种观点认为，隋炀帝是因为贪恋江南的繁华和美景，故而开凿大运河以便于乘船到江南巡游。唐人即有诗云：“种柳开河为胜游”。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历史的复杂动因。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一方面确实有隋炀帝满足个人奢欲的动因，但更重要的历史功用则在于，它承载着巩固南北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的深远意义。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新华社发
南北大一统的挑战
开皇九年（589），隋军攻取建康，一举灭亡陈朝，实现了南北大一统。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分裂和对峙后，南方和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已经有了深深的鸿沟，这远不是通过一场统一战争就能彻底消弭的。作为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并没能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来消弭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隔阂，反倒是以关中本位的姿态和强权暴力的手段来统治南方，致使陈朝故地叛乱四起。
真正对消弭南北隔阂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隋文帝的继任者——隋炀帝杨广。他在坐镇江都的十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怀柔的方式渐渐收揽了南方人心，对巩固大一统局面做出了贡献。当然，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知道这一切做的其实还远远不够，所以他制定了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并在其即位之后迅速实施，这就是开凿大运河。
从表面上看，开凿大运河最突显的功效就是连通南北，而连通南北又会带来一系列长尾效应，诸如巩固大一统，消弭南北隔阂，打破关中本位政策，收揽江南人心。如果让笔者来总结的话，原因其实就在于南方已经崛起，南方对于整个中央王朝而言非常重要，中央王朝需要用一条强而有力的纽带来连接南北。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南方地区的历史地位其实是非常边缘化的，在中央王朝偌大的版图中远不及北方地区重要。最早在南方建立政权的是楚国和吴国，楚君熊渠就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吴人也长期“文身断发”“火耕水耨”。由此可见，早期的南方地区文明开化程度还比较低，社会生产方式也比较落后。进入秦汉，南方地区逐渐被收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版图统治之下，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但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
南方社会经济真正迎来大发展是在六朝时期。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长期处于战乱，大批北方人口开始南迁，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被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孙吴在江东立国后，为了对抗北方政权，积极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屯田，还积极发展手工业、商业和造船业。永嘉之乱后，中国历史迎来了第一次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南方的土地迎来了空前的开发，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在南方得到推广，东晋南朝政府积极兴修水利，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增长，三吴地区成为江南最重要的产粮区。此外，其他如冶铁业、丝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等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
《宋书》中有一段记载非常能反映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这段史料是说，南方土地广袤，百姓勤劳，只要有一年取得丰收，人民就会忘记饥饿，土地依山傍海，物产丰饶，良田遍布，荆城和扬郡是南方最富庶的地方，百姓从不愁吃穿。
永嘉之乱后，中国出现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对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南方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南方政权正是因为有了足以保证长治久安的社会经济基础，才得以有足够的实力对抗强大的北方政权，乃至于数次兴兵北伐，北方政权始终没有足够的实力来统一南方。
永嘉南渡以后，建康成为了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当时建康城，“淮水（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建康城的城市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其繁华程度已接近秦汉时的长安和洛阳。
南朝还有数量庞大的佛寺，杜牧那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常被认为是虚指，但是考诸史籍可知，杜牧恐怕还是低估了南朝的佛寺数量，《南史》中就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光是建康城就有五百余所佛寺、十余万僧尼。
由于东晋王朝是衣冠南渡，晋朝皇室和中原世家大族纷纷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传统，故而东晋以中原正统自居，而宋、齐、梁、陈也都承继东晋的统序，所以东晋南朝一直标榜自己是中原正统所在。事实上，东晋南朝也确实保存了丰厚的汉魏礼乐典章文明，并对之继承发展，最终成为了隋唐制度的一个重要渊源。六朝皆以建康为都，故而建康城也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文学上有陶渊明、谢灵运，史学上有裴松之、范晔，书法上有二王，绘画上有顾恺之，文化成就斐然。正是由于东晋南朝长期以汉魏正朔和文化正统自居，所以当时盛行“金陵王气”之说。
从秦汉到魏晋，从魏晋到南北朝，南方地区的历史地位一直在强化，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隋文帝正是忌惮于“金陵王气”之说，才下令毁弃了六朝古都的金陵。可见，到了隋朝时期，南方地区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它不再处于中央王朝的边缘地位，开始得到了统治者越来越明显的重视。
隋文帝很重视南方地区，但是他对南方地区的态度是强权高压，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了南方地区的激烈抵触和反抗。隋炀帝坐镇扬州十年，他对江南的社会发展状况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强烈意识到南方地区在未来将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历史作用。
在先秦秦汉时代，关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山河之险，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优势渐渐转化为了劣势，闭塞的环境让关中和关东地区之间形成了天然的隔膜。长安也渐渐不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偏爱，统治者更钟爱发展空间更为广阔的关东地区，历史天平开始悄悄偏向东方。因此，在南北朝后期，占据关东的东魏、北齐始终压着西魏、北周打，如果不是北齐后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以及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话，北周武帝恐怕是很难实现北方统一的。
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全国的经济重心是从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东西交通有天然的大江大河，而南北交通却受到了严重制约。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隋炀帝开始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得关东地区和江南地区通过运河紧密联结在一起，江南的经济越来越发达，而江南的财富则通过运河水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中原腹地的洛阳。
大运河与唐宋兴衰
中唐名相权德舆有一句名言，说“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而北宋王朝也是“实仰东南财赋”，江南的财赋成为国家最主要的来源，正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南方的财赋如何输送到北方？靠的就是大运河。
在唐朝前期，世人对大运河的历史功效还没有足够充分的认识，往往把大运河看做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贪图享乐的罪证，并且把开凿大运河看做是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这才有了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的那句“尽道隋亡为此河”。
到了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尤其是河北三镇长期割据，不向中央提供赋税。在这种情况下，唐帝国得以继续运转上百年，靠的就是大运河将江南的财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身处晚唐的皮日休，也正是目睹了大运河对唐王朝的重要历史作用，才会发出感叹“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认为隋炀帝如果没有“水殿龙舟”这样的奢靡享乐的行为，他的功劳完全可以和大禹相提并论。相较于初唐、盛唐时期世人对隋炀帝一边倒的负面评价，晚唐的皮日休明显要客观公允许多，原因就在于大运河的历史功效在中晚唐才彻底显现出来，大运河几乎成为了中晚唐的生命线，他也深刻意识到了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到了中晚唐，长安和洛阳逐渐走向衰败，而作为运河城市的汴州、楚州、扬州、京口、杭州等城市却迅速崛起。其中，尤以杭州的发展最为迅猛，中唐以后，杭州就以“东南名郡”闻名于东南，到了五代十国，又经过钱氏吴越政权数十年经营，杭州得以“富庶盛于东南”。可以说，北宋把都城定在汴京，南宋建都于杭州，其实都是大运河发展的结果。
后来，随着王仙芝和黄巢起义的爆发，帝国的东南陷入动荡之中，大运河水路也名存实亡。没有了江淮财赋的供给，大唐帝国也就岌岌可危了。没有了经济支柱的唐帝国，很快沦为了军阀的傀儡，最终为朱温所灭。
宋朝把国都定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开封要比洛阳有着更加发达的漕运，足以供养都城上百万的人口。因此，宋代以后，长安就彻底被历史遗忘了，除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再也没有哪个王朝以长安为国都了，洛阳也同样渐渐被世人所淡忘。
有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历史往往是北方统一南方，却很少有南方统一北方的？为何只有明朝实现了由南向北统一，成为古代史上的特例呢？这可以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给出答案，那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整个唐宋时代，一直处在经济重心南移的进程之中。南宋之前，经济重心虽在南移，但是北方的社会经济状况总体上要优于南方。尤其是在割据分裂时代，北方政权由于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强于南方政权，故而能够终结分裂乱世的往往是北方政权。相对应地，割据南方的政权往往也都成了短命王朝。
而南宋以后，南方的社会经济才真正实现了对北方的反超，南方也终于可以向北方发起挑战了。因此，到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时代，南方很多起义军势力正是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基础才得以兴起，当时的几大起义军势力，如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无一不是来自南方。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朱元璋最终脱颖而出，将元廷驱逐回漠北，建立了明朝，明朝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个由南统北的大一统王朝。
言归正传，隋炀帝开凿和贯通大运河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结果，同时也为唐宋王朝的繁盛奠定了基础。隋炀帝营建东都和开凿大运河是两项并举的工程，也是相得益彰的，营建东都洛阳让大运河从此舳舻千里，而开凿大运河也让洛阳以及后来的开封成为繁华之都。
不过，隋炀帝和他的隋朝并没有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红利，真正享受到大运河巨大红利的是后来的唐宋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