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毛人凤得知亲信戚再玉、张亚民被抓后，去电淞沪警备司令部让放人，不想却惹怒了司令宣铁吾，这两人被就地枪决。 1948年8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内，一场引人注目的处决震动了当时的社会。两名稽查官戚再玉和张亚民被就地枪决，而触发这场事件的，是一封来自毛人凤的紧急求情电报。 这封电报非但没有拯救他们，反而让宣铁吾大为恼怒，坚定了处决他们的决心。 1948年的上海，经济问题十分严峻。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疯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现象愈演愈烈，给市民生活造成极大压力。 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人、地方势力和特务人员利用职权勾结牟利，进一步搅乱市场秩序。 此时，蒋经国来到上海，全面展开整顿经济的“打虎”行动。这场行动的目标很明确，清理投机倒把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然而，这也意味着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 作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成为“打虎”行动中最重要的合作人之一。他铁腕的行事风格和对不法行为零容忍的态度，为整顿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这场行动的过程中，戚再玉和张亚民因一连串案件浮出水面。 戚再玉在警备司令部担任稽查处的重要职务，负责管理物资稽查工作。张亚民则负责经济案件的审查。然而，这两人却在背后操纵多起违法活动。 在一次针对抢劫案件的调查中，宣铁吾的部下发现被抢劫的一辆汽车竟停在戚再玉家中。深入调查后发现，戚再玉不仅是案件的主使，还涉嫌利用职权牟取暴利。 与此同时，张亚民被揭发出多次通过虚假手段侵吞资金，甚至还帮助商人逃避监管。两人的行为直接违反了整顿的原则，最终被逮捕并关押。 事实上，这并不是宣铁吾第一次对军方特务系统采取强硬手段。 早在1944年，宣铁吾接手缉私署事务时，便与戴笠手下的特务产生了矛盾。当时，部分特务利用职务便利参与走私，牟取巨大利益，严重破坏经济秩序。 宣铁吾上任后，与宪兵部队联手打击这些行为，短时间内扣押了大量走私货物，审讯上百名涉案人员。 这一行动让特务系统的经济利益大受损失。尽管戴笠试图通过妥协化解矛盾，但宣铁吾和宪兵司令张镇表现出铁腕态度，不仅拒绝妥协，还直接枪决了十几名涉案人员。 这些行动奠定了宣铁吾的风格：凡违法乱纪，绝不姑息。他与军中特务系统的矛盾也由此埋下。 面对戚再玉和张亚民的被捕，毛人凤迅速出面营救。他向警备司令部发去电报，称两人只是小过失，不应该被重罚。 毛人凤的用意很明显，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保下两人，让他们日后仍可为其效力。 然而，这封电报却彻底激怒了宣铁吾。他早已对类似行为深恶痛绝，何况此时正值“打虎”行动关键时期，任何放纵都可能影响整顿的公信力。 宣铁吾迅速批示：“立即执行枪决。”他深知，如果不彻底整顿，不仅经济乱象难以平息，内部积弊也会愈演愈烈。戚再玉和张亚民就成了这场整顿的祭品。 毛人凤随后再试图挽回，但为时已晚。两人的家属已经接到通知，要求认领尸体。毛人凤对此无可奈何，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打虎”行动不仅针对官员和特务人员，连地方帮派势力也未能幸免。 杜月笙的青帮长期在上海物资流通中占据重要位置，涉及囤积居奇和操控市场价格等问题。 杜月笙的表弟万墨林曾因囤积粮食被捕，甚至差点面临枪决。虽然最终万墨林被保释，但这一事件让杜月笙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因涉嫌不法行为被关押，虽最后被释放，但这一系列行动让杜月笙不得不低调行事，以避免更大的打击。 宣铁吾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打击了青帮的势力，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地方治安的掌控。 从戚再玉、张亚民的处决，到杜月笙家族的震慑，可以看出，“打虎”行动不仅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整顿，也是一次内部权力的清理。 早在戴笠去世后，特务势力已经出现分化。宣铁吾的强硬态度正是借整顿之机，压制这些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他通过配合整顿工作，不仅让经济乱象有所缓解，也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主动。 而蒋经国在行动中表现出的魄力和决心，也为他赢得了更多威信。上海的混乱局面虽然一时得以遏制，但经济问题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 戚再玉和张亚民的被处决，是那个复杂时代下权力与规则碰撞的结果。毛人凤试图挽救他们，却最终无能为力，这背后既有个人能力的差距，也反映出更大的权力格局在发生变化。 宣铁吾的铁腕手段让整顿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这种高压下的平息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上海经济的动荡，地方势力的隐患，仍然是巨大的挑战。 他们的命运，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