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刘文典到北大教书。一天，辜鸿铭问他：“你教什么课？”“汉魏文学。”刘文典恭敬地回答。“就你？”辜鸿铭冷笑地瞥了他一眼。 1917年的北大，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新旧思想的碰撞如火如荼。年轻的刘文典刚刚加入这所文化交锋的中心，带着满腔热情和一份教学计划，准备在这里开设汉魏文学课。然而，他未料到，一场意外的对话让他猝不及防。一天，北大校园的林荫路上，他遇到了辜鸿铭。 “你教什么课？”辜鸿铭抬眼扫了他一眼，语气不冷不热。刘文典稍显拘谨，但仍恭敬地答道：“汉魏文学。”没想到，辜鸿铭冷笑了一声，丢下两个字：“就你？”短短的两个字，充满了轻蔑和质疑，让气氛瞬间凝固。 辜鸿铭为何如此傲慢？他的轻视并非偶然。作为北大的“传奇怪杰”，辜鸿铭是清末民初文化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生于南洋，精通九国语言，拥有十三个博士学位，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 然而，他却选择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穿马褂、留长辫，甚至公开宣扬儒家礼教与皇权思想。他的这些行为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显得格格不入，也使他成为很多新派学者眼中的“异类”。 辜鸿铭对刘文典的不屑，其实是新旧文化交锋的缩影。对于他来说，汉魏文学是国学的精髓，只有具备深厚文化积淀的大师才能胜任讲授。 而在他眼中，刘文典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更不用说刘采用的教学方法与传统国学传承方式完全不同。 然而，辜鸿铭的傲慢并不令人意外。在北大，他经常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学生的轻视。课堂上，他曾被学生嘲笑留辫子落伍，他却一语反击：“我的辫子可以随时剪掉，但你们脑袋里的辫子，却难以剪除。” 一次在西餐厅，几名北大学生用英文嘲讽他的穿着“不配吃西餐”，结果辜鸿铭用流利的英语回敬：“我吃西餐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呢！”这样的回击让人瞠目结舌，也让这位老先生成为北大的“独特存在”。 而另一边，刘文典并非无能之辈。他1889年出生于安徽，少年时师从章太炎，深受国学熏陶，后赴日本留学，接触现代学术方法。 他对汉魏文学有着深入研究，试图将传统经典与现代教学方法相结合。他的课堂上，既有文本细读，也有对历史背景与文学美感的分析，这些内容吸引了许多学生。然而，这种“新派”教学模式在辜鸿铭眼中，显然是不够“纯正”的。 刘文典虽然年轻，但他的“狂”与辜鸿铭的“傲”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学术上的自信令人敬佩，而他的性格更是充满传奇色彩。1928年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他因拒绝迎接蒋介石的视察，并发表“大学不是衙门，何须向权贵献媚低头”的言论，招致蒋介石不满。蒋介石扇了他两耳光，刘文典则踹了蒋一脚。这一事件引发轰动，更让他“民国第一狂人”的称号不胫而走。 然而，这场校园里的短暂对话，并非仅仅是个人冲突的表演，更是那个时代新旧文化碰撞的真实写照。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聚集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思想先锋，也包容了辜鸿铭这样的守旧者。这种新旧交锋的氛围，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 他既欣赏胡适等新派学者的锐意进取，也尊重辜鸿铭这样的“异类”。在他看来，北大需要各种声音，而不是一言堂。 辜鸿铭曾翻译《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的英文版儒家经典在西方学术界引发极大反响。他坚持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关键。 而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思想，在他看来是“剪掉头发，却剪不掉奴性”。他的这些观点，既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让他成为许多新派学者的“眼中钉”。 尽管刘文典与辜鸿铭在学术理念上针锋相对，但他们的坚持却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北大的学术繁荣。刘文典用实践回应了辜鸿铭的质疑。 他在汉魏文学研究上的贡献显著，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胡适评价说：“此书最精严有法，其成就独多。”这既是对他学术能力的认可，也说明新派学者并非缺乏深厚的积累。 那句“就你”，虽然简短，却是对新旧文化交锋的真实注解。它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也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 刘文典代表了对传统的创新解读，辜鸿铭则是传统的捍卫者。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是个人性格的碰撞，更是时代变迁中必然出现的分歧。 这场短暂的对话最终并未有明确的胜负。辜鸿铭继续守护他的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性人物，而刘文典也在创新中不断突破，为汉魏文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他们的坚持，成为民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注脚，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这段历史不仅告诉我们新旧文化的冲突，也展示了在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里，包容和争鸣如何推动学术与文化的发展。而那句“就你”，也因此被载入了中国文化交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