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除了战国时期燕国有过一个“武成王”之外，历史上的“武成王”一直是姜太公的“专利”；朱元璋废黜“武成王”姜太公的祭祀，是与废黜孟子的祭祀，禁毁、阉割《孟子》一书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的“武成王”姜太公因为主导了“视君如寇仇”的伐纣斗争，被专制暴君摘掉了桂冠；小说的作者虚构出一个反抗暴君的黄飞虎，让他大胆讲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并高调给他戴上“武成王”的冠冕。
壹
《封神演义》是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大神魔小说之一，又是近几年影视改编的大热门。其基本故事情节，大家耳熟能详。不过，表层之下的思想内涵还有深入探索的余地。
《封神演义》的大框架是两条线索的交织，即人世间的武王伐纣、改朝换代与仙界的正邪相争、历劫封神。这两条线索既有关联互动的情节，也有各自独立发展的内容。相应地，小说的人物形象也就形成了“人界”为主与“仙界”为主的两大群体。“仙界”为主的，如元始天尊门下的十二弟子，通天教主门下的魔家四将之类。这类形象的特点是基本与“人”的生活毫无牵连。“人界”为主的，如西伯侯、周武王、商纣王、比干等，这类形象的特点是与“仙界”的争端毫无牵连，喜怒哀乐全是以凡人的样貌展现。
诚然，也有介乎二者之间的。但大体来讲，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人”“仙”两分是其基本构架。
“人界”之中，全书着墨最多的是黄飞虎。他的姓名在全书中出现六百余次，有关他的文字超过六万，甚至超过了横跨两“界”、“封神”主角的姜子牙。另外，不仅他本人是故事的重要人物，作品里还写了黄氏家族的一干成员。重要的如黄天化。他是黄飞虎的儿子，拜在道德真君门下，一度是姜子牙麾下主要战将，屡立大功，如消灭劲敌魔家四将等，姓名在全书出现近两百次。还有黄飞虎的父亲黄滚、弟弟黄飞彪、妹妹黄妃、夫人贾氏、儿子黄天祥等。用于这些人的笔墨详略不一，但也各有表现。所以，作品中借杨戬之口评价黄家为“黄氏一门忠烈”。
如此牵三挂四写一个家庭，《封神演义》中仅此一例。
纵观全书，黄飞虎的故事有三个高潮：一个是救殷郊、殷洪，一个是打击苏妲己，一个是与纣王决裂，反出五关。如第一个，纣王听信妲己谗言，先是害死了姜皇后，然后又要斩草除根杀死两个儿子殷郊、殷洪。两位王子逃上大殿向黄飞虎求救，于是就开始了黄飞虎的故事。这一大段的回目是“方弼方相反朝歌”，其实从内容看，改为“黄飞虎私放二殿下”更为贴题。故事起伏跌宕，也可谓摇曳多姿。而这一番曲折变化的情节，作者足足写了一万余字，可最后终结于两位王子又被捉回，押上刑场斩首。也就是说，如果删去这一万多字，对整个故事的叙述没有丝毫影响。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耗费这一番笔墨呢？这样写的效果何在呢？
其实，作者看似信马由缰，转了一个大圈子，使故事又回到了原地，但在“兜圈子”的过程中，一个人物的形象——包括他的身份、性格、处事方式，树立在读者眼前了。这就是黄飞虎。这一万多字，从殷郊、殷洪的角度看，故事几乎是停在了原地；但从黄飞虎的角度看，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形象“无中生有”地开始树立起来了。接下来两个高潮是与苏妲己、商纣王的直接冲突。黄飞虎被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终于与纣王刀兵相见：
飞虎只得催动神牛，一龙三虎杀在午门。……纣王抵敌不住，刀尖难举，马往后坐，将刀一拖，败进午门。
这一大段，作者又极尽心理描写之能事，刻画了一个“七世忠良”“官居王位，禄极人臣”的朝堂重臣如何在面临生死抉择时，终于走上“反叛”之路，义无反顾地反出五关，投向了敌国。读者至此，欲不叹息，欲不反思，岂可得乎？从文学效果看，这一大段描写，与《水浒传》写林冲“风雪山神庙”差可比拟。
接下来，是黄飞虎与商纣暴君决裂的高潮戏——反五关。黄飞虎反五关，作者足足写了三万多字，是全书“人间”故事的极致。
读者看到此处，不免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黄飞虎，由何而来？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在书中的形象不同于通天教主之类“仙界”人物那样，自然具有向壁虚造的因子；还因为他在书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是商、周两个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因为作者在他身上用了这么多笔墨，使其不仅“戏份”出众，更是少有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那么，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样一个具有浓烈“现实”感的人物，我们到历史文献中查找，竟然毫无踪影！
也就是说，他不同于姜子牙，不同于比干，甚至不同于南宫适、散宜生这些轻笔淡墨的人物，完全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贰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能把视线移向文学的书写中。
原来，“黄飞虎”这三个字早见于另一部话本小说《武王伐纣平话》（下称《平话》），其中写道：
纣王大喜，问曰：“卿是何人也？”佳人奏曰：“臣是我王臣之妻。”纣王曰：“何人妻也？”“臣是黄飞虎之妻耿氏。……君不识我夫南燕王？”纣王大怒，把耿氏醢为酱，封之一盒，令殿使送与柘城县南燕王……黄飞虎便起三万雄兵，直到朝歌至近，下寨。……姜尚奏曰：“臣启我王，用兵五千，用将五人，来日活捉黄飞虎。”纣王大喜。
从故事梗概看，《封神演义》由此生发，当无疑义。不过细分析，二者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有些甚至带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是身份不同。《平话》的黄飞虎是所谓“南燕王”，若从文中的“柘城县”“起三万雄兵，直到朝歌至近，下寨”看，这个“南燕”似乎还有藩属“外国”的嫌疑。这样一来，黄飞虎与纣王反目成仇的意味，便与《封神演义》“逼反忠臣”“自毁干城”的内涵完全不同了。
其次，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看，《平话》中黄飞虎的反抗，直接的后果是引出了姜子牙，姜子牙从此走到了舞台的中心。而黄飞虎自动销声匿迹，直到故事终结才又从遥远的南燕过来露一次面：
有人报曰：“西南见一队军，拥一员将。”至近下寨，令一小卒，来见太公，言曰：“南燕王黄飞虎至，愿助气力伐纣。”太公闻言，奏武王曰：“有黄飞虎至助大王伐纣者。”武王大喜，便封为先锋招讨大将军。南燕王遂合兵伐纣。
《平话》的这个“黄飞虎”，自身在故事中似乎没有多大价值，几乎就是姜子牙出场的一个引子。由于颇有赘指的感觉，似乎可有可无，所以“伐纣”系列中的《列国志传》就把这个形象完全舍弃了。
我们如果把视野更放宽些，把方志、笔记也爬梳一通，会发现连蛛丝马迹都少得可怜。仅见者只有《卫辉府志》：“黄飞虎洞，在胙城县治西，相传纣时黄飞虎所筑。疑即飞廉也。”这很可能是小说流行后，当地三家村的“学者”的附会。把大忠臣解释成“大恶人”飞廉，既显露了冬烘的可笑一面，也可看出人们在找不到“黄飞虎”历史依据时的急切不安。
这种焦虑同样流露在学者的笔记杂著中，如清人昭梿的《啸亭续录》：“钟伯敬《封神演义》荒诞幻渺，不可穷诘。然皆暗指明事，以神宗为纣，郑贵妃为妲己，光宗常洛为殷洪王，恭妃为姜后。张维贤为闻仲者，以其行居次也。朱希忠为黄飞虎者，姓皆色也。”这个朱希忠是明嘉靖朝人物，官封成国公。只因为姓氏有颜色之义，便被扯到黄飞虎身上，当然更加匪夷所思了。
叁
《封神演义》中的黄飞虎与《平话》中的黄飞虎相比，除了上述差别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是各自的头衔。《平话》中的黄飞虎头衔是“南燕王”，似乎是个藩王的称号。而《封神演义》中的黄飞虎，头上则顶着个闪亮的大帽子：“武成王”。这个头衔是朝堂上元戎之首：
帝乙在位三十年而崩，托孤与太师闻仲，随立寿王为天子，名曰纣王，都朝歌。文有太师闻仲，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
武王问子牙曰：“黄将军在商官居何位？”子牙奏曰：“官拜‘镇国武成王’。”武王曰：“孤西岐只改一字罢。便封‘开国武成王’。”
这个“武成王”，在商是“镇国”，在周是“开国”，实在是国之干城、柱石。这样的头衔，这样的待遇，连权倾朝野的闻太师、主持大计的太公望都不曾享有！
那么，这个尊崇之至的头衔是哪里来的呢？作者舍弃了原有的“南燕王”，改换成这个“武成王”，是随手虚构呢，还是另有出处呢？
我们不妨到历史上爬梳一番。
原来，“武成王”是历史上颇不寻常的头衔，围绕这一头衔曾在几个朝代掀起过政治“浪花”，而这又是与商周之争关系匪浅。
除了战国时期燕国有过一个“武成王”之外，历史上的“武成王”一直是姜太公的“专利”。
唐肃宗上元元年，平定安史之乱到了决定性时刻，朝廷一边调兵遣将，一边乞灵于神祇，于是下了一道诏书，诏曰：
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拯生灵者，谅在于师贞。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其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
这道诏书包含四层意思：一层是祸乱当头，应大力崇尚武德；二层是太公望——姜子牙武功卓著，又有德义；三层是把他的头衔升格，封为“武成王”；四是作为官方的祭祀对象，一切规格与文宣王孔子等同。
原本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在姜子牙垂钓的磻溪建了“太公庙”，到了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又下诏扩大范围，“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尚父庙，以张良配飨，春秋二时仲月上戊日祭之。”而唐肃宗上元年间的诏令则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所以劈头先强调必要性：“定祸乱者，必先于武德。”也就是说，给姜太公“升格”——包括“尚父”封为王爵及祭祀规格并列于孔子，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
于是，在“非常时期”结束后，这两项举措就成为了争议的内容。
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对“武成王”不以为然的声音，而唐朝与明朝更是有集中且激烈的辩论。
姜太公荣膺“武成王”的称号二十八年之后，唐德宗贞元四年，一批官员联手提出撤掉此封号的意见。其中如左司郎中严某的奏章云：
贞观中，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庙。开元渐著，上戊释奠礼，其进不薄矣。上元之际，执事者苟意于兵，遂封王爵，号拟文宣。彼于圣人非伦也。谓宜去武成王号，复为太公庙。
这是从祭祀的历史来论，认为本朝从贞观到开元，建庙，立祀，扩大范围，对姜子牙已经很够意思了，“封王爵”“拟文宣”都是权宜之计，应该恢复常态，予以撤除。
刑部员外郎陆某则从根本上质疑姜太公的伦理价值：
武成王，殷臣也。纣暴不谏，而佐周倾之。夫尊道者，师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庙，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则立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圣人宗尧舜，贤夷齐，不法桓文，不赞伊尹，殆谓此也。武成之名与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谓罢上元追封立庙，复磻溪祠。有司以时享，斯得矣。
他的逻辑就是从“君君臣臣”的纲常出发，认为姜子牙既然做过殷商的臣子，就应该尽忠于商王朝。无论纣王如何昏暴，也不能辅佐周武王推翻他。陆某直言立庙封爵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是树立行为的楷模。表彰了姜子牙，会削弱人们对君主的忠诚程度。他还把这一评价标准普世化，提出齐桓公、晋文公，甚至伊尹都不能褒赞，应褒赞的是伯夷叔齐那样的遗民。所以，他提出把姜子牙的待遇从王爵退回到磻溪的钓鱼叟，“斯得矣”。
严、陆的主张有固守礼制、伦常的原因，也有文官武将的利益之争，所以，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联名坚决反对，他们的奏章讲：
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今特贬损，非劝也。且追王爵，以祠祀为武教主，文武并宗，典礼已久，改之非也。
很有趣，这批武将的逻辑与上元时如出一辙，强调国家并未安定，武装力量绝不能削弱，如贬损了“武成王”，对社会的价值取向将产生消极影响。何况，“文武并宗，典礼已久”，没有必要变动更改。
今天看来，这表面上似乎是一个礼仪文化的问题，其实背后的水深水浅大有名堂。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包括各自相关的价值体系、舆论导向，都与这个一两千年前的古人评价发生了联系。于是，最高统治者只能做出折中的裁断：“以将军为献官，余用纾奏。自是以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为三献。”也就是说，对武成王的祭祀规格适度降低，这样来给双方一个下台阶的余地。
宋、金、元对“武成王”的祭祀，虽有个别异议，但没有升级到朝堂之上。
而明朝建立之初，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
据《明史·礼志》：
洪武二十一年，令每岁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于大祀殿，……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至是，罢庙祭，去王号。
按照这个记载，姜太公的王冠是在洪武二十一年摘掉的，其原因是规范皇家祭祀，统一标准。但是，也有同样为官方文献的，所记有所不同。如《续通志》：“明初，武成王庙遣官致祭，如释奠仪。太祖洪武六年，以太公从祀历代帝王庙，遂去武成王号，罢其庙祀。”如照此说，则朱元璋立国不久，就匆匆忙忙去掉了姜太公的“武成王”封号。而《明史纪事本末》则说：“秋七月，有司请立武学祀太公。上曰：‘文武非二涂也。’太公从祀帝王庙，罢其旧祀。”这是记载了朱元璋的罢黜“武成王”的理由：不应该文武分立，要文武全才，所以不必树立“宣武”的楷模。
这当然是朱皇帝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实际上，朱元璋废黜“武成王”的祭祀，是与废黜孟子的祭祀，禁毁、阉割《孟子》一书联系在一起的。
明朝之初，洪武年间，是大事不断的三十年。其中涉及思想文化的两件事，今天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
据《明史》：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
《孟子》一书，在思想史上的最大价值就是其强烈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这方面，《孟子》言论的透彻、大胆，是孔子远不能及的。而朱元璋建政之初便极力强化专制统治，所以看到《孟子》便按捺不住心头怒火，提出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撤除，并且提出不准进谏，敢讨论者将获重罪。
据《双桥随笔》：
明初洪武间，欲去其（今按：指孟子）配享，尚书钱唐上疏争之。先是有旨：谏者当射杀之。唐即置棺，袒胸当箭。太祖见其谏甚切，命太医院疗其箭疮，配享得不废。
朱元璋听说有人将入宫谏言，竟然命令金吾卫张弓搭箭格杀勿论。这个钱唐是刑部尚书，抬着棺材进谏，讲出甘心为孟子而死。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暴君也不得不顾及舆论影响，于是收回了成命。但是，专制权力岂容臣下挑战，批逆鳞的后果可以想象。时隔不久，这位勇敢的孟子维护者就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贬谪寿州，然后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明史考证》在这个地方用了非常含混的讲法：“不详其坐事之由”，“他无可考，谨识阙疑”。明眼人自然明白其中的暗黑程度。朱元璋不仅用极端手段报复了钱唐，而且事后组织人员专职阉割《孟子》，形成了删节本的《孟子节文》。
这个《孟子节文》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其前言云：“天下一君，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概以言焉、概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毫不掩饰，开篇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为了强化君主一尊，必须钳制学者的思想、言论。然后昭示具体的做法：“（删去）《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全书删掉了三分之一以上，被删掉部分，在任何官方场合——学校、科举统统不允许出现。
我们对照原书看看都删去了哪些内容呢？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齐宣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这些是《孟子》中最有棱角，也是最有价值的观点。其核心就是不承认君主的无上权威，而把君主是否有资格掌握权力的裁判权交给了臣下，并且赋予这一裁判伦常道德的依据。把这些删掉，就是阉割掉《孟子》之所以为孟子的灵魂。于是，朱元璋满意了。
但是，朱元璋还没有完全放心。因为“诛一夫纣”的行为主体——姜太公还享受着皇家的祭祀，从而被臣下、被民众景仰、崇拜，还有成为榜样、楷模的可能。于是，就在组织力量删除这些“危险”的思想言论的同时，朱元璋作出了“配套”的动作：
洪武二十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朱皇帝堂而皇之讲了一通人才要文武兼备、“全面发展”的大道理，而实质只是七个字：“去王号，罢其旧庙”。讲得更直接一些，就是做了六七百年“武圣人”的姜子牙，不仅被废黜了“王”位，不再享有皇家祭祀的殊荣，而且连庙都被拆掉了，几乎成了落魄的孤魂野鬼。
虚拟的神权在现实的王权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朱皇帝为了消弭任何一点点影响君主绝对威权的因素，宁可废除“崇文、宣武”传统的一半，任由二百余年“武圣”缺位、“武庙”不存，这也预示了明代的专制程度远超唐宋的趋势。
简言之，这是他加强极端的独裁统治的招数之一。
从此之后，“武成王”这顶闪亮而又沉重的大帽子再也没有回到太公望的头上，官方祭祀武圣香火也断绝了二百余年，直到万历四十二年重新燃起——不过，那时享此香火的已是另一尊历史偶像了。
肆
“武成王”，显然是一个是非不小的名号——特别是在明代。《封神演义》的作者把它捡来，安到重要的人物形象黄飞虎头上，是无意之举呢，还是有意为之？
《封神演义》第六回有一段黄飞虎的当众演说，可视为对此的说明：
众大臣俱至午门外。内有微子、箕子、比干对武成王黄飞虎曰：“天下荒荒，……如之奈何？”黄飞虎闻言，将五柳长须捻在手内，大怒曰：“三位殿下，据我末将看将起来，此炮烙，不是炮烙大臣，乃烙的是纣王江山，炮的是成汤社稷。古云道得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乱。我等岂忍坐视败亡之理！”众官俱各各嗟叹而散，各归府宅。
而《明史·钱唐传》云：
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
两相对照，《封神演义》的“武成王”几乎就是正面与朱元璋唱起了对台戏。
历史上的“武成王”因为主导了“视君如寇仇”的伐纣斗争，被专制暴君摘掉了桂冠；小说的作者虚构出一个反抗暴君的黄飞虎，让他大胆讲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并高调给他戴上“武成王”的冠冕，其中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封神演义》中虚构了反出朝歌、与暴君刀兵相见的黄飞虎，又捡起被暴君摘落的“武成王”桂冠，戴到他的头上，便赋予了这一形象反暴君的象征意义。
作品如此大胆的笔墨，同样表现在哪吒的故事中。小说开篇浓墨重彩的哪吒故事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其高潮是哪吒追杀李靖：“哪吒大叫曰：‘李靖休走！休想今番饶你，不杀你决不空回。’……木吒大喝曰：‘胡说！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哪吒又说剖腹刳肠之事：‘已将骨肉还他了，我与他无干，还有甚么父亲之情？’”
“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可以说是封建伦理的最高原则。《封神演义》借哪吒之口提出质疑，而他的行为竟然得到太乙真人的赞同。显然，太乙真人的态度就是作者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若从正统道德观言之，蔑伦悖理无过于此了。
站在封建道德的立场，《封神演义》的黄飞虎是“无君”，哪吒是“无父”，而二者在作品中都是被歌颂的正面形象。我国文学史上如此大胆的笔墨，实在是不作第二人想。
奇怪的是，明清两代屡有禁书之举，《封神演义》始终是漏网之鱼。揣度其原因，一则所披“神魔”的外衣起了作用，二则作者所持矛盾的叙事态度也产生了“准复调”的效果——既挞伐“暴君”商纣，又在末尾封他“天喜星”，如此等等。
至于这是自觉的“保护色”手法，还是价值混乱，就无从得知了。
（作者陈洪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配画作者张旺是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