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柒斤
喜爱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南宋吴自牧《梦梁录》等古人笔记，主要觉得这两部书颇似今人的生活微博，描述的都是宋人衣、食、住、行等琐事，可拿来观照现代人的生活。
《东京梦华录》卷九云：“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有司进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梦梁录》卷六曰：“十月孟冬……有司进炉炭。太庙享新，以告冬朔。诸大刹寺院，设开炉斋供贵家。新装阁，低垂绣幕。老稚团，浅斟低唱，以应开炉之序。”由此可见，宋代的火锅已平民化。南宋林洪《山家清供》上卷“拔霞供”说得更具体：“向游武夷六曲，访止止师，遇雪天，得一兔，无庖人可制。师云：‘山间只有薄枇，酒、酱、椒料沃之，以风炉安座上，用水少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筋，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独易行，且有团栾热暖之乐。”
火锅，古人称之为“古董羹”，因投食材入沸水时发出“咕咚”声而得名。它是我国独创的美食，历史久远。“火锅”最早文献记载可追溯至3000多年的周代，《诗经·周颂·丝衣》谓：“丝衣其紑，载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鼎是古代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鼐和鼒也是鼎，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注释说，“鼐，鼎之绝大者。”清代学者段玉裁注：“绝大谓函牛之鼐也，鼎次之，用以盛羊；鼒最小，用以盛猪。”东汉著名儒学大师何休注解《公羊传·桓公二年》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因礼器“鼎”兼具食器功能，故而，火锅在2000年前一直是王室贵族的专享。
然而，考古及民间传说的“火锅”已达万岁高寿，成为我国生命力最强、群众基础最广的一种美食。考古学家认为，一万年前，老祖宗发明的最早容器——陶鼎，就是锅子，无论三足鼎还是四足鼎，其主要作用便是用来煮东西果腹。古人把能吃的食物统统丢进鼎内，然后在底部生火，让食物煮熟，变成能吃的“羹”，这便是最原始的火锅。如此吃法虽比生吃各种野兽健康、文明、爽口，可没有盐、姜、蒜等调料的加入，实在难以下咽。同时，由于鼎太过笨重，很难随祖先们游牧时携带，于是浙江等地出土的5000多年前与陶釜配套使用的小陶灶，就成了火锅的最初级形式。陕西宝鸡西周古墓中出土了一种高不超过20.2厘米、宽16.4厘米、重2.26公斤的小铜鼎，此铜鼎与炉合二为一，即在鼎中铸有一隔层，将鼎腹分上下两部分，下层一个开口，可送入炭火，四周镂空作通风的烟孔，有的鼎腹较浅，鼎中间夹一炭盘，人们称之为“盘鼎”，跟今天的火锅非常相似。由此可见，随着冶炼及陶器生产工艺水平的大幅提升，器皿生产迎来革命。汉魏时期，吃火锅已非常普遍，不仅有铜火锅，还有铁火锅、陶火锅等。南朝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的鲍照曾赋诗云：“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
到三国时期，风行很长时间一锅煮的“火锅”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出现“九宫格火锅”的雏形“五熟釜”。《三国志·魏志·钟繇传》云：“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五熟釜”可视为汉代版的“鸳鸯火锅”，江苏盱眙境内大云山西汉墓中发掘的“五熟釜”又称“分格鼎”，中间圆隔外再分出四格，可放置不同的肉品，能吃到五种不同的风味，此分格鼎就是“五熟釜”，分格鼎旁边还出土了两套“染器”，即吃火锅时放佐料的盘子，可以加热的染器又称“染炉”，与我们今天吃火锅用以盛放蘸水的盘子或碗功能一致。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注《礼记·内则》：“凡濡，谓烹之又以汁和之也。”“染器”或“染炉”即汉人实现“五味调和”的重要辅器，可见，“五味调和”已成汉代社会普遍流行的饮食理念。
唐宋时期，火锅逐渐平民化，唐代诗人白居易《问列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中的“小火炉”就是一种小火锅。北宋时期，汴京开封的酒馆里有“火锅”，街巷还有“锅子店”。元朝，火锅开始用来煮牛羊肉，涮羊肉由此诞生，并于1338年传到日本，改名为“司盖阿盖”和“锄烧”；至清代，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且成为一道著名的“宫廷菜”。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退而不休的乾隆爷便于嘉庆元年正月在宫中摆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千叟宴，据说全席共上火锅1550多个，吃火锅者达5000余人。到清末民国初期，全国已形成了几十种品牌火锅。
火锅流传到今天，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美食，蕴含着丰富的饮食文化的内涵，还被赋予人生哲学，晚清王永彬《围炉夜话》更是与《莱根谭》《小窗幽记》并称“中国人处世三大奇书”，这也给冬季人们品尝火锅增添诸多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