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钱松雪是参与“人生回忆录”项目的老人中最年轻的。
这个冬天，因为义务培训老年人写回忆录，王英带领的福智公益机构受到外界关注。在仙霞新村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见到多位参与项目的老人。正是这一天，钱松雪拿到了经过志愿者排版打印的“人生回忆录”。
2024年5月起，“人生回忆录”公益课堂开展3期15堂课，百余人次参与，钱松雪等第一批学员陆续写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回忆录。不过，在发起者看来，比起最后写出了什么，更有意义的是陪伴写作的过程。
“92岁出门旅游，我怕自己不动，老年痴呆就追上来了”
“这是有‘专利’的！课上发出去了不少。我那本没有填，下次带来还给你们。”钱松雪说，“他们这个提纲很好，只要根据问题，一个个回答就可以。”
钱松雪所说的提纲，是“人生回忆录”培训的陪写教材，是王英和课程老师、有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袁歆一起设计的。这份提纲将“人生”分解为多个阶段，以一个个细致问题帮助老人回忆，其中既有“高光时刻”，也有懊恼后悔之事。
当“为老年人代写回忆录”在网上兴起，写作提纲有了商业价值。王英说，前些天，她做了一个连线直播，下了直播就有写手提出想要提纲。她婉拒了。“有代写回忆录的业务，说明可能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这无可厚非。但我们的出发点不太一样。写手注重写出来的结果，我们更看重过程。”
“每堂课就像茶话会一样，桌子上有茶水、水果。老人们围坐在一起，聊天、唱歌、画画。有人回家会拿起笔写，有的老人接受科技的能力强一些，可以自己打字。”志愿者曾庆宇觉得，老人的性格、脾气、兴趣不尽相同，就算没有写，在回忆、抒发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达到了疗愈的目的。
1932年出生的毛佩娟老人是无意中“闯”入这个课堂的。“我在街道报名了插花课，那天走错了教室，误打误撞，感觉气氛很好就留下来了。”毛佩娟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父亲和伯父都曾在天一影片公司任职，一个是发行部主任，一个是经理。这家创办于上海虹口的制片公司正是邵氏影业的前身。
毛佩娟童年家境尚算宽裕。四五岁时，一大家人移居香港，住在同一幢楼里，和睦相处。大约在八九岁时，有一天，她和妹妹一早上学，进了教室发现空无一人。忽听外面有爆竹声，以为谁家娶新娘，但街上冷冷清清，不见接亲队伍。家里女佣匆忙来找，“打仗了，东洋人来了，不上课了，快回家……”原来，那是炸弹爆炸声，而不是爆竹。毛佩娟无忧无虑的童年自此画上句点。
毛佩娟的“人生回忆录”手写在几张信纸上，附上了一张纸条，请王英谅解，“因为要出去旅游，后面的课程无法来参加了”。
这一年，92岁的毛佩娟跟团去外地旅游多次。“写上保证书，旅行社才敢收我。有一回领队看我这么大年纪，一个人爬到山上，把我爬山的过程录下来，发在网上，据说有10多万人看了，不知道多少点赞。不过，我自己没看到过。”
毛佩娟和67岁的儿子一起住，没有请护工。“自己烧烧弄弄，有时候去社区食堂吃。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就是记性不好了。我怕自己不动的话，老年痴呆就追上来了。”
“孙女40岁，不上班不结婚，觉得可惜，但也理解”
1936年出生的李倩燕发现，常看的《生命时报》上前些天刊发了一篇文章。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受访表示，“写回忆录是一种疗愈”，因为“老人更关注‘过去的时间’而非‘未来的时间’，写回忆录既符合他们的生理与认知特点，又能满足情感需求，对身心有诸多好处。”
她拍下报纸，发给王英，“给您参考”。
“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王英很快回复。
“我这一辈子值得写吗？”这是李倩燕参加“人生回忆录”课程的第一个想法。她自认“文化水平不高，从小学到初中‘混’了个文凭，工作以后也没出什么成绩”。半年过去，她的想法变了，“这几天，我争取一定把初稿拿出来。我的个性其实很急，老师安慰我不用着急，不要把这件事当成任务。一方面是被项目组这些老师和年轻人感动，他们真的很热情，一直在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和小辈留点纪念。孙女很支持我。”
在李倩燕眼里，前两年从一家国有企业辞职的孙女很优秀，“工作这么多年，真的辛苦，公司远，经常加班，每天起早摸黑。我很同情她，另一方面又觉得可惜，好不容易学出来了，专业也干得不错。但是，我也理解她，以后反正还可以灵活就业。她40岁了，说这辈子不打算结婚了。”
“不是老人变坏了，但老人真的要给年轻人做好榜样”
“社会上有很多说法，老人变坏了。我想说，老人没有变坏。但老人确实要给年轻人做好榜样。现在小孩子其实都被教得很好，过马路，等红灯，但是爷爷奶奶会说，没车，快走！”
88岁的曹震琴是第一个写完“人生回忆录”的老人。老伴去世后，他独居多年。家里换冰箱，看上门服务的年轻人搬得辛苦，他上去搭了把手，把腰闪了。
“要服老，不能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曹震琴总结。
曹家有八个兄弟姐妹，四个兄弟名字最后一字都是“琴”，在回忆录第一页“故事的起源”里，曹震琴解释：“新中国成立前，新生儿夭折率较高，为了提高存活率，男孩取女孩的名。”
参加项目的老人中，曾被派驻美国工作的曹震琴算得上“高知”，如果不是腰闪了，他的这份回忆录应该可以写得更快。
回忆一生“最有趣的事情”，他认为是学拼音，“我的小学时代还没有汉语拼音，直至上世纪90年代，因为用电脑的中文输入要掌握汉语拼音，我就利用上下班坐公司班车的时间边看边背，浏览马路两边店招、路标的汉语拼音对照。学了二、三个月居然基本掌握了，可以在电脑上应用了。”
曹震琴的“人生高光时刻”是“改革开放以后”——“1984年市里鼓励人才流动，登报吸收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引进国外技术、产品，我通过中译英笔译和口译考试，得了高分，接到商调通知，1985年进入进出口公司工作”。
谈到“最不喜欢的事”，他表示是“懒惰”，“该自己干的事就应该动手做，并养成好的习惯”。
“人生回忆录”专门设计了一个问题“科技发展带给我的影响”，曹震琴写道：“国际贸易从谈判、观察、成交合同执行中，通讯的速度十分重要，需要快和准。手机则为个人出访、交通、收支、预订、出示证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他认为，“即便是退休了的老人，不掌握电脑、手机操作，就会远离社会。”
为完成“人生回忆录”，曹震琴把家里的老照片找出来一一翻拍、扫描。翻开这份图文并茂、很有仪式感的回忆录，前言里，他写道：“每年年终，亲戚小辈都会聚集一堂笑谈家常、互道珍重。我父亲生前珍藏的一些旧照片被我整理成了一册，连同儿孙小辈年幼时和成长喜庆吉日聚会也各有一册。年轻人放下手机争相传阅、其乐融融。我想这就是《人生回忆录》编者的设想：让我们老人们完成心愿，创造喜悦，回顾生命过往，留下爱，促进家庭和谐。”
曹震琴自己没有孙辈，“儿子、媳妇对我很好。像这次我腰闪了，他们请假赶过来，轮流带我去医院。”
“不要指望60岁的丈夫变懂事，想要什么就说，想做什么就做”
写回忆录，对钱松雪来说，更像是打开心结的过程。“我是中途加入的，在课堂里，听比我年长二三十岁的‘同学’讲他们的故事，想到我自己的父母，我的家庭怎样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钱松雪的父亲就是网上批判的那类“绝对不能嫁的男人”——弟弟妹妹在农村，自己的工资全寄回家养弟妹，供弟妹读书。
在钱松雪眼中，父亲家庭的有些需求是有点过分的。“我外公外婆家经济条件比较好，每个月补贴我们，所以父亲觉得有靠山。我母亲性格比较懦弱，她在外公外婆家哭，最后还是外公资助。我从小身体弱，其实家里一点不宽裕，我也跟我爸抱怨过，你怎么把我们家弄得这么紧，帮别人的前提是自己能生活啊……”
高考时，因为父亲的一句话，钱松雪读了卫校，因为找不出原因的疾病，工作后，她错过了提拔、升迁。这些人生的失意，她一一写入回忆录，在手机备忘录上，“写了一个，满了，又新建第二个，一共写了三个。怕手机上丢了，赶忙找志愿者帮忙转移到电脑。”最后，足足两万字。
这份回忆录钱松雪给子女看了，“希望他们更了解我。”至于丈夫，“写他的坏话，他不肯看。我们结婚时，他25岁，玩性大，其实现在还是这样。一个人的本性不会变，你要觉得，他60岁了，应该懂事了，那是不可能的。打个比方，他从来不记得我的生日。我每年都给他过，以为能打动他，他反过来说，我又没有叫你帮我过。今年我生日那天，他上午出去了，中午我自己弄了五六个菜，虾仁、鳝丝、荷包蛋、面条……自娱自乐嘛。拍了照片发过去——没反应。我想了想，不行，直接打电话提醒他——下午经过红宝石，买块蛋糕给我。”
想要什么就说出来，想做什么就去做，这是钱松雪在60岁后的领悟。“写回忆录可能是一种触动，我反思了自己的一生。”
“写下来有不如意，行动上全是积极向上。”为钱松雪整理回忆录的志愿者杨淇尧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报了很多课程，提升自己的能力。看她的回忆录，会感到人生就像正弦波，可能有时你处于低谷，但只要再努力一下，就能重新上去。”
“现在，我参加朗诵班，老师说，‘谁准备好了？上来读一下’。我第一个举手。以前，我肯定是缩在后头的。我还在网上报名学了配音，他们的广告说，学好了可以给有声书配音。但我发现，这条赛道已经被AI占领了。”钱松雪笑道。
“我们身边的老人都是‘宝藏’，少的可能是听他们说话的人，让他们说出自己故事的机会。”王英透露，今年春天，“人生回忆录”课堂将继续开设，并有望走出仙霞新村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