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期，明军与后金作战屡战屡败，徐光启想出一招逆转时局，然而崇祯接连两次严重失误，葬送了明朝最后的翻身机会。 1619年，估计明朝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到，集结全国20万精锐讨伐不足6万的后金，竟然会被打得丢盔弃甲，铩羽而归，从而丧失在辽东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满朝文武很快得出一个共识，后金太难打了，想要打败后金必须想办法，不能坐以待毙。 1621年，一向热衷于专研西洋科举的文渊阁大学士、内阁辅臣徐光启向天启皇帝上奏提议说：“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 葡萄牙人在澳门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打造西洋最先进的武器，然后进行兜售，徐光启想要招募葡萄牙人用西洋火炮为明朝作战。 因为当时朝廷确实没有对付后金的办法，朝廷就让葡萄牙人带着红夷大炮进京，教导火炮的使用方法，然而大炮一响，可把那些平时做多了坏事的地主豪绅吓够呛，纷纷表示反对，于是朝廷就以水土不服为理由，将这些葡萄牙火炮教习全部遣返。 在这些人葡萄牙教习被遣返后，辛苦运来的红夷大炮却没有搬走，而是一股脑地送往了辽东前线。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1926年的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进攻守城不足2万的宁远城，当时驻守宁远的袁崇焕临危不惧，创造性地将那些本来用于舰载的红夷大炮搬了出来，对着冲锋的后金部队就是一阵猛轰，后金部队哪见过这架势，一时间损伤甚重，后金军攻城不破，被迫撤军。 打了一辈子胜仗的努尔哈赤，哪里打过这等窝囊的仗，此役兵败之后，努尔哈赤悒郁疽发，不久病逝。 宁远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的病逝，都让明朝官员如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徐光启更是向皇帝要求继续引进西洋火炮及葡萄牙教习。 1928年，天启皇帝向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下达了一份诏书，意思是葡萄牙人居住在大明的国土，理应为大明效力，葡萄牙人为了打开中国军火市场，也没有推辞，派遣了32个葡萄牙人携带多门枪炮，去往北京。 然而在葡萄牙人出发时，天启皇帝就已经去世，即位者是一名颇有抱负的皇帝，也就是崇祯皇帝。 一直到崇祯二年，这些葡萄牙人才赶到北京，当时恰逢皇太极绕过宁锦防线，从蒙古突入内力，大肆劫掠。 本来后金部队来去匆匆，明教很难招架，但是此时葡萄牙人带来的大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皇太极不得不率兵撤回东北。 此战结束后，崇祯皇帝颇有劫后重生的感觉，心情还算比较愉悦，亲自嘉奖了在此战中做出贡献的葡萄牙人。 徐光启见状，立刻建议崇祯，应该使用西方先进火器来组建15支新式精锐火器营，这样再也不用怕满洲人了。 崇祯皇帝也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批准了这条建议，很快徐光启便让门生孙元化带着葡萄牙炮手训练士兵，并随时准备从海上侵扰辽东。 很快，孙元化部就与满洲在皮岛相逢，在葡萄牙人的帮助下，明军使用红夷大炮很快击败了后金。，可以想象，如果孙元化的火器部队练成，那么很可能借助先进火器压制后金的进攻。 然而在1631年8月，徐光启与孙元化的一切筹划都已化作了泡影，起因是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战，崇祯得知情况后，急调孙元化的部队去支援大凌河。 然而当时遭遇飓风天气，船只无法通行，崇祯又催得很紧，孙元化无奈之下，只好让部队从陆路支援大凌河，孙元化的部队很多之前都是东江兵，在毛文龙时，东江兵曾跑到登莱一带劫掠，山东的老百姓都对东江兵恨之入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元化的支援部队从登州出发后，沿途老百姓对他们十分仇视，并拒绝供应粮草物资，这导致这支部队一路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很快爆发了兵变，攻占了登州，俘获了孙元化。 但是东江兵想着通过孙元化让朝廷来招安他们，谁知崇祯不辨是非，认定孙元化应该对这次兵变负主要责任，将孙元化处死。 孙元化被杀，让叛军彻底断绝了招安的想法，于是在与明军交战两年后，孔有德、耿仲明等率叛军一万余人投奔了皇太极。 最为致命的后果是，在这场兵变后，葡萄牙教习12名被杀，15名身负重伤，而孔有德等人更是带着明朝最会使用火炮的数千人及300门先进火炮投靠了皇太极，使得后金很快掌握了火炮的制作工艺，为后金此后一路攻城略地奠定了基础。 这是崇祯的第一次严重失误，如果不是他催促孙元化救援大凌河，根本不会出这样的情况，事后他更不应该杀害孙元化。 尽管时局如此糟糕，徐光启还不甘心失败，并再次说服崇祯，从澳门再次招募几百名葡萄牙雇佣军，然后一边训练明军，一边与后金作战，澳门方面也同意了明朝的请求，很快320名葡萄牙雇佣军再次携带武器北上，然而刚到南昌时，崇祯就反悔了，不让他们继续北上了。 原来崇祯的一名心腹对“借师助战”的计划十分不满，因此慷慨陈词地说，如果让葡萄牙人帮助打仗，就会让他们见识到中国的地理，如果打胜了，也丢大明朝的面子，崇祯一听是这么回事，就遣散了这支雇佣军团。 对此崇祯的这个行为，复旦大学杨方教授更是说：“这或许是明朝避免灭亡的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