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周镐劝孙良诚起义，孙良诚说：“原来当过伪军的，就我一个被蒋老头提拔成副司令了，这个时候起事有些不妥，容我再想想。” 抗战胜利后，伪苏北绥靖主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接受重庆的委任，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先遣军总司令”。 1946年，“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派人点检收编的原伪军部队时，将孙良诚部改编为保安纵队。没得到正规番号的孙良诚，多方奔走，争取了一个二十五师的番号，但前面却有“暂编”二字。 孙良诚见到周镐后，答应率部在阵前起义。可就在这时，蒋介石为了让徐州的原西北军将领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替他卖命，将三人召到南京安抚一番，许以好处。 刘汝明、冯治安两人，既有“中将加上将衔”的头衔，还是绥靖区司令官，已再无升职、升衔的可能性，老蒋对两人以物质馈赠为主。比如，老蒋派专人给刘汝明的母亲“贺寿”，送去了价值不菲的寿礼。 孙良诚有当伪军的经历，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一直不被重视。老蒋为了拉拢孙良诚，将暂编二十五师扩编为军，给了一个107军的正规番号，并让孙良诚担任军长的同时，兼任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 升官又扩编的孙良诚，由对老蒋的怨恨转为感激，当周镐催促尽快起义时，被他以时机不成熟等理由搪塞过去。 孙良诚的这个军，还是原有人马，实际兵力不过万余人，无论是南京，还是徐州“剿总”总部，对这支武装都不大重视。 1948年11月4日，见大战在即，老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赴徐州，召集主要将领开会。在会上，顾祝同、“剿总”总司令刘峙征求参会人员的意见时，对孙良诚不理不睬，视而不见。 会后，孙良诚气愤的对亲信说：“我给蒋老头也卖了几年命了，可还是被当杂牌看待，实在是让人灰心丧气。” 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在运河前线率二万多官兵起义。老蒋勃然大怒，指令刘峙，派人将在徐州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带到南京听候发落。冯治安到南京后，在西北军老友秦德纯、孙连仲等人力保下，被打发靠边站，得了一个“中将顾问”的闲差。 这时的孙良诚还是犹犹豫豫，下不了起义的决心。11月10日中午，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给孙良诚打去电话，让他率部向宿迁方向进攻，以协助被包围的63军突围。 孙良诚挂了电话后，对手下叫苦说：“黄百韬明明是要往西跑，却让我往东打，他一个兵团几个军都不顶事，去让我去当炮灰，这种事不能干。” 如果孙良诚在这个时候阵前起义，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但他是个反复无常之人，在和刘峙通了电话，被获准可以撤到徐州后，又发生动摇，下令所部向徐州方向疾行。 11月12日中午，孙良诚部行抵至阜宁城西20余里之邢家围子时，被解放军华野二纵五师包围。跟着解放军大部队的周镐，为了让孙部放下武器，冒险穿过火线去见孙良诚，期间被打了几次冷枪，好在都未打中。 见到孙良诚后，周镐说：“如果不是你反复动摇和犹豫，早就率部起义了，何必落到如此境地。我受解放军首长委托，前来敦促你的部队马上缴械投降，避免无谓的伤亡。” 孙良诚说：“投降太难听，能否按照起义对待？” 周镐说：“这种情况，至多按照投诚算，不属于起义。” 孙良诚不满的说：“之前你劝我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周镐严肃的说：“这也是因为你失信，早就谈好的起义，你迟迟不发起。这次还是逃往徐州的路上，被四面合围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孙良诚听后面红耳赤，考虑了一会后，带着周镐乘坐吉普车去解放军五师师部办理投诚事宜。 五师的方政委接待了孙良诚，孙良诚提出要按起义对待，方政委说：“起义和投诚是有明确区别的，这个事情没得商量。” 孙良诚还想拖延，方政委说：“若继续顽抗下去，进攻马上就会发起，以你部队的战斗力，不会抵抗多久的。” 孙良诚一听解放军要进攻，吓得满头大汗，连忙要来纸笔，写上了让部队放下武器的命令并签上字，然后让跟着他来的副官送回去。 由于孙良诚和副官偷偷耳语，周镐感到不对劲，便不让这个副官离开，拿过纸条在上面加上了“不许破坏武器，官兵集合等候安排”等内容，然后另派他人送往孙部。 第二天一大早，方政委、周镐等人前往孙部，在107军副军长兼260师长王清翰的协助下，对孙部的缴械收编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在王清翰把孙部三百多军官集合后，周镐高声对他们说：“孙良诚这个人不够意思，我几个月前就劝他起义，他口头同意，却一直拖延，多次失信履约。大家不要再对孙良诚抱有幻想，放下武器后，真心接受改编，放心解放军优待俘虏，不会为难你们的。” 军官们听后，议论纷纷，不少人大骂孙良诚，一个军官气愤的说：“本来弟兄们还能有起义人员的身份，这下好了，成投诚军官了。” 孙良诚部官兵放下武器，受到优待的消息传开后，徐州蒋军人心惶惶，在之后的战斗中纷纷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