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蔡文治在军事会议上指责汤恩伯：“你这是哪门子防守，完全是自杀，大家都跳海算了。” 汤恩伯说：“跳不跳海是你的事，我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兵力就这样部署。” 浙江省主席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义父，在得知汤恩伯手握京沪杭地区的军权后，写了一封密信派外甥丁树楠送去。 陈仪在信中，让汤恩伯释放被关押的进步人士、地下党，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主动让开防区。 汤恩伯看完信后，以事关重大为由，让丁树楠回去转告陈仪，容他考虑后再做决定。杭州地下党负责人劝陈仪小心为上，不要对汤恩伯抱有过多希望。 陈仪说：“我和恩伯情同父子，他是断不会出卖我的。” 然而，陈仪错看了汤恩伯。汤恩伯在丁树楠走后，叫来了特务头子、上海警察局长毛森，让他将信件拍照后寄给保密局长毛人凤。 陈仪是国民党元老、陆军二级上将，毛人凤无权擅自处理，他去找汤恩伯密商后，将信件原件带去溪口向老蒋汇报。老蒋看了信件内容后大怒，当即下令免去陈仪省主席的职务。 被免职的陈仪，还以为这是老蒋排斥异己的手段，根本未想到是汤恩伯出卖了他。陈仪在交接完省府事务后，前往上海。到上海后，汤恩伯对陈仪避而不见，陈仪这才发觉不对劲，但为时已晚。 在汤恩伯的默认下，毛森带领大队特务将陈仪抓捕后，用飞机送去衢州软禁。 陈仪被抓，在国民党内引发震动，汤恩伯的出卖之举，连何应钦、张群等人都感到不齿。在解决完陈仪的事情后，老蒋召见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决定将长江防线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由汤恩伯负责，兵力约45万；西段由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负责，兵力约25万。 由于解放军重兵集结在东段北岸，因此汤恩伯的防区，成为江防的重中之重。 见完老蒋后，何应钦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在南京召开江防问题研究会议。当汤恩伯在会上说了兵力布防情况后，新任作战厅长蔡文治大为不满，以指责的语气说：“东段的千里江防，仅靠四十多万兵力防守，本就捉襟见肘，可汤司令却把防御重点放在沪宁线上，这仗还怎么打？” 汤恩伯说：“上海是优先要防守的地区，不容有失。” 蔡文治说：“以南京的地势，若长江防线被突破，根本就守不住。按你的部署，到时候几十万大军何去何从？即便将主力集中在上海，可一旦被围，如何突围?汤司令这是让大家集体跳海吗？” 面对蔡文治的连番质问，汤恩伯勃然大怒，气冲冲的说：“蔡文治，你要跳海就去跳，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不是你。” 蔡文治是黄埔九期生，汤恩伯在军校当上校大队长时，给蔡文治上过课，两人有师生之谊。见汤恩伯拿权势压人，在场的何应钦、顾祝同又默不作声，蔡文治脾气上来了，一把撕下中将领章扔在地上，愤愤的说：“你这是要葬送几十万大军，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这个作战厅长我也不干了。” 汤恩伯说：“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我执行的是总裁的命令。” 蔡文治说：“总裁下野去了溪口，你少拿大帽子压人。” 汤恩伯见会场已然失控，只得从公文包掏出一张老蒋的密令念了起来，大意是让汤恩伯务必坚守上海，将存放的黄金、白银、美钞等船运台湾，不得有误云云。 念完后，汤恩伯指着蔡文治说：“这本是绝密之事，被你逼得不得不说出来。” 如此一来，在场众人都哑然了，蔡文治涨红着脸一言不发。老蒋已明确让汤恩伯将精力放在上海，那么这个所谓的“江防问题会议”还有什么开的必要，何应钦摆摆手，示意大家可以散去了。 4月20日夜，江北解放军千帆竞发，百万雄师开始横渡长江，三天后，南京宣告解放。心灰意冷的蔡文治，递交辞职信后，带着家人去了香港。 4月下旬，老蒋乘军舰来到上海，在召见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等将领时，当众痛骂汤恩伯泄露手令内容，并严令务必坚守一个月，直至黄金、白银等全部运走为止。 上海解放后，汤恩伯率残部撤逃东南沿海，期间一度担任厦门指挥所主任、东南军政副长官。福州解放后，汤恩伯将指挥所迁到了金门。 到金门后，汤恩伯隔三差五的给台湾发去电报要求撤军，这引起了老蒋的极大不满，对陈诚说：“汤恩伯连吃败仗，且有怯战之心，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你以东南军政长官的名义，让他回来述职。” 述职是假，免职是真。汤恩伯到台后不久，东南长官公署撤销，他的本兼职务随之撤销，此后也无任用，这个昔日老蒋的爱将，彻底坐了冷板凳。 1954年5月，汤恩伯好不容易获得老蒋批准后，前往日本东京都庆应义塾大学医院治病，不料却暴死在手术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