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当着秦鸿钧妻子的面，把他捆在老虎凳上，边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边在脚下加砖。 重庆的空气沉闷而潮湿，像压在胸口的巨石。那个夜晚，秦鸿钧静静坐在昏暗的小屋里，脸上透出不安的神色。他的妻子韩慧如在一旁抱紧了两个年幼的孩子。门外的脚步声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他们都知道，国民党的特务正在逼近。 “慧如，特务马上就要到了。”秦鸿钧低声说道，声音如同沉在水底般沉重。“你们赶紧躲到阁楼，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声。” 妻子没有说话，默默拉着孩子们爬上了阁楼。此刻，她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她知道，此时不能流露出任何情感，必须冷静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突然，门被一脚踹开，几名国民党特务蜂拥而入，手里提着枪，脸上挂着残酷的冷笑。秦鸿钧毫无反抗地被押走，带上老虎凳时，他的脸色如同死水般平静，没有一丝动摇。 特务头目站在一旁，指挥手下将滚烫的辣椒水一瓢瓢地往秦鸿钧的鼻孔里灌。他的呼吸急促，痛苦在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秦鸿钧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不能让敌人从自己嘴里掏出哪怕一个字。 特务又加了两块砖头在秦鸿钧的脚下，冰冷的铁链将他的双脚死死捆住，重力压得脚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的脸色苍白如纸，汗水像雨水般从额头上淌下，湿透了衣襟。可即便如此，秦鸿钧依旧没有松口。 韩慧如站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她的心像刀割般疼痛，但她知道，自己绝不能软弱，不能露出一丝情感。她必须保持冷静，因为只有这样，敌人才会放过她，给她留下继续活下去的希望。 秦鸿钧，原本是一名国民党军官，但在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人民的压迫之后，他毅然投奔了共产党，成为地下党组织的一员。他的任务是收集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机密情报，并传递给重庆地下党，帮助革命力量抵御敌人的扫荡。 早在1948年初，秦鸿钧就与妻子韩慧如在重庆的地下网络中工作。夫妻俩表面上经营着一家小茶馆，实际上是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联络点。他们过着表面平静、实则充满危险的双重生活。 1949年春天，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在重庆的势力节节败退，但反共特务却更加猖狂，开始大肆搜捕地下党成员。 韩慧如早已习惯了这些日子的紧张。她知道，丈夫在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然而，危险终究还是来得如此突然。 几天后，韩慧如也被抓了。特务们将她与秦鸿钧关押在同一间审讯室中。审讯室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汗臭味和浓浓的血腥味。秦鸿钧被捆在老虎凳上，手脚已经无法动弹。 特务冷笑着将一瓶辣椒水递到秦鸿钧的嘴边，准备继续他们的拷问。韩慧如站在旁边，她知道，此刻她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情感。 “你们说不说？”特务头目凶狠地盯着秦鸿钧，眼里满是杀气。“不说的话，你们就都得死！” 韩慧如深吸了一口气，冷静地说道：“我跟他感情不好，杀了他对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为他流一滴泪。”她的声音冷淡，几乎听不出任何感情。 听到妻子的话，秦鸿钧用力抬起头，嘴角浮现出一丝苦笑。他知道，韩慧如是在保全自己，她在用这份冷漠掩护自己，让特务们以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情感。 特务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冷漠弄得措手不及，反而放松了对韩慧如的审视。他们认为，韩慧如不会为丈夫出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也不会为他的死而心疼，于是对她的关注渐渐减弱。 秦鸿钧趁机低声对妻子说：“我怕是走不了了，但你一定要活着，活着出去，和党组织联系。”他的声音很轻，却充满了坚决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重庆的解放近在眼前。可秦鸿钧再也没有等到这一天。 敌人在最后的审讯中加重了对他的折磨，辣椒水灌得更多，砖块堆得更高，最终他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带着最后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秦鸿钧永远闭上了眼睛。 韩慧如在一次大规模的囚犯转移中逃了出去。她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但等待她的，是丈夫的噩耗。她抚养了两个孩子，独自坚强地生活下去，将秦鸿钧的遗体安葬好，过着隐忍而平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