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奉系大将姜登选被郭松龄枪杀，张作霖震惊的说：“郭鬼子这是铁了心要反我，把事情做绝了啊。” 郭松龄和姜登选都是奉系的骨干将领，但却分属不同派系。在奉系大员中，姜登选、韩麟春、常荫槐等人属于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郭松龄则是“陆大派”的代表。 “陆大派”的军官，大都是张学良、郭松龄一手提拔的，相较于老资格的“士官”派，其成员大都资历较浅，属于奉系的新生力量。 郭松龄能力不错，但凡事过于计较，又爱和人争锋相对，因此和“士官”的大部分骨干成员不和。 姜登选作为张作霖的“五虎将”之一，有豪爽轻财，重义而轻利之名，但却和郭松龄很不对付。两人结下梁子，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 奉军在山海关和直军决战时，主力是姜登选、韩麟春任正、副军长的第一军，张学良、郭松龄任正、副军长的第三军。 为了便于指挥，张作霖下令组建一、三联军，以张学良、姜登选为主，韩麟春、郭松龄辅之。由于张学良将第三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在实际指挥中，是以姜登选、郭松龄为主的。 姜登选的第一军，主攻的是山海关的侧面。在奉军的几个军中，以第三军的装备、兵员素质最好，负责主攻山海关正面。在直军的顽强防守下，第三军伤亡很大，进展却少，侧面压力较小的第一军，则顺利的攻占了好几个重要隘口。 张作霖见第三军作战不利，下令前线更改部署。在军事会议上，姜登选和张学良商定，山海关正面变攻为守，从一、三联军中抽调八个主力团，奇袭山海关侧翼。 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因为在第三军连日猛攻下，直军不断向正面增兵，侧翼防守渐弱。按照计划，第一军抽调三个团，第三军抽调五个团，统交给郭松龄指挥。 当郭松龄带着五团人马到了侧翼时，带着三团人也赶到的韩麟春，以调侃的语气对郭松龄说：“你从正面打了这么久没有进展，这次可算能立下大功了。” 郭松龄被这番话刺激到，愤怒的说：“第一军的便宜，我郭某人不占。” 说完，郭松龄拂袖而去，带来的五团人也随即撤走。张学良得知后，骑马一直跑了近三十里，这才追上了郭松龄，好说歹说之下，郭松龄这才重返前线指挥作战。 尽管郭松龄在之后的作战中，大败奉军，但姜登选很是不满，认为郭松龄在危急关头，仅因个人的情绪就险些败坏全盘作战计划，功难抵过，必须严惩。 由于张学良的力保，姜登选无法处理郭松龄，便写了一封密信，让韩麟春带着交给张作霖，信中大意是，郭松龄不顾大局，擅自撤走部队，险些造成全线崩溃，这样难以驾驭的将领，需要提防。 在姜登选和郭松龄之间，张作霖明显更为信任前者，但郭松龄一直被张作霖当成张学良的副手培养，因此张作霖去电安抚了姜登选几句后，此事不了了之。 姜登选满腹牢骚，又在张学良面前大骂郭松龄。据韩麟春回忆，张学良将姜登选所言，原原本本告知了郭松龄，郭松龄本就不是个心胸广阔之人，这下算是记在了心中。 奉系在击败直系后，将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地都纳入囊中，由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杨宇霆担任军务督办。 本来，以郭松龄的战功，是可以获取一省地盘的，按照张作霖最初的打算，是让姜登选去江苏、郭松龄去安徽。不料，杨宇霆突然冒出来，向张作霖讨要地盘。 杨宇霆是奉军总参议，对这个智囊的请求，张作霖很痛快的答应了，派他去江苏上任。这么一调整，本该去江苏的姜登选，改派去了安徽，到头来郭松龄一无所得。 奉军南下的主力是张宗昌的部队，在张宗昌率部去山东后，奉军在江苏仅剩二个不满编的师，安徽更是只有一个师。 在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吹起反奉号角后，安徽、江苏、福建、江西地方军阀群起响应，姜登选、杨宇霆丢失了全部地盘和大部军队，仓惶北逃。 郭松龄在奉系丢失江苏、安徽后，气愤的去找张学良说：“杨宇霆这帮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好不容易到手的苏、皖之地，个把月就丢掉了，还损失了三个师。” 奉军虽在江南战败，但兵力依旧很雄厚，有四十万之众，不过这些部队超过一半都是入关后收编的各类武装，李景林、张宗昌等人在大肆扩军后，俨然已自成势力。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讨伐张作霖，大部分军官在反奉宣言书上签了字，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及三十多个不愿签字的军官，被郭松龄下令扣押。本来，郭松龄打算将这三十多个军官枪杀，在参谋长邹作华的苦劝下，将他们送去了天津李景林处。 22日，姜登选乘坐的去奉天的火车在经过滦州车站停靠时，被郭松龄派人扣押，几天后遭枪杀。 郭松龄在率部出关时，还专门给张作霖发了个电报，威胁说：“将姜登选在滦州枪决，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