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提出党的最高纲领；中共二大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共三大确定和中国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四大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党的纲领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推动中国革命，并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
「筹备」
定期召开代表全体党员意志的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全党工作，指明努力方向，对党的发展至关重要。1924年8月，时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签署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长”的通知，说明：“第四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及党内教育上组织上各事必有许多意见，望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长发表其所见，并于每个小组会议时将上述各点提出讨论，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局；同志个人有特别意见者可特别指令他写成意见书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接到此项报告及意见书，即于最近期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讨论决议之材料。此次报告及意见书寄来以速为好。望回信。”
透过这则通知，可以看到中共四大的一些筹备工作情况。当时，中共成立的地方组织主要有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石家庄地方执行委员会、张家口铁路车务工人支部、太原支部、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以及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杭州中共组织，还有旅法、旅莫支部等。中共中央为筹备中共四大，专门致函各地党组织征求各地意见。但现在保存下来的、能够看到的，只有给旅莫支部的通知。远在异国他乡的旅莫支部收到通知后，还特意在通知书左侧加上两行字说明：“这是C.P.（中共）中央来的信，各位同志有意见时，请赶快整理，预备开大会时发表为盼。”中共四大召开时，彭述之作为旅莫支部代表，从莫斯科回国参会。他不仅参加了中共四大文件的起草，还担任了中共四大秘书长。因大会延期，又参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并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192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这份通知也由毛泽东签署。通知的单位，除了中共地方组织，还新增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通知内容，除了大会开会地点、时间、代表人数及其分配、路费问题，还催促地方工作报告等。其中，大会议案共10项，包括世界政治经济报告、中国政治经济报告、中央局报告、中央局报告的讨论、共产党与民族运动、中国劳动运动与民族运动、党之发展计划、章程修改案、党的组织及教育、选举。
如果中共四大按照这一通知上所说的1924年11月15日召开，那么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主任、中央局秘书出席是没有疑义的。实际上，就在11月17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北上和谈途经上海时，毛泽东还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领衔，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致信孙中山，要求派员解决上海执行部经费自8月起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的问题。
中共四大未能如期举行，原因从陈独秀1924年9月7日给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的信中可窥之一二。信上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提前举行，“我们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可这笔经费没有及时送达，而毛泽东因病于12月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作社会调查。不过，毛泽东签署的两份通知基本反映出他对中共四大筹备、召开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步骤，可谓其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为保证中共四大顺利召开，中共中央还进一步“指定人组织起草委员会”。彭述之作为“起草委员之一”回忆，在中共四大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上，各种草案都经过了一番讨论。其中，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尤以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中共四大决议草案的讨论中也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互相让步。”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经过起草委员会成员的紧张工作，总共有七个重要提案准备提交给大会：一是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是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是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是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是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是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是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这些提案起草后，供大会召开时组织审查草案委员会加以审查，再由大会通过。
「召开」
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20人，分别来自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旅俄组、旅法组、青年团，还有特别邀请的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全体党员994人。当时的党员究竟是多少？代表的回忆各说不一，这里依据的是陈独秀在1927年4月中共五大的政治报告。
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成立地方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右倾的表现，忽略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对阻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不敢斗争，一味地容忍和妥协；另一种是“左”倾的表现，不愿让工人加入国民党，担心工人运动会受国民党右派影响，甚至对国共合作的党内方式有所质疑。这两种倾向对国共合作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也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
因此，中共四大对这些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对于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去参加，而是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去参加。大会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提出和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原则立场，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共产党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不能任由国民党右派捣乱破坏而退让、妥协。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有前途，才能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中共四大强调，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
大会还进一步提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党对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建的内涵有了更深刻认识。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联盟作基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会沦为一句空话。
中共四大及时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为坚持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发展指出了正确道路。比如，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中共四大修改了三大党章，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等问题作出相应调整和明确规定，使党的章程更趋完善。比如，第一次规定党的基层单位为支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各级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书记等。
中共四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按照分工，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负责妇女部。
「意义」
中共四大圆满完成各项议程，通过11个议决案、2份宣言以及修改后的党章，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为大革命高潮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大会闭幕后，马上发动了1925年2月上海工人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
中共四大邀请青年团中央代表出席党代会，可以说意义重大而深远。紧接着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革命运动，并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有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群众基础。
中共四大充分认识党的组织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大会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于1925年1月31日发布《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规定中央组织部的中心工作是指导各地方党的内部组织及一切实际运动。为此，中央组织部须办理党员的统计、分配全党人才，指导各区委、地委的组织部贯彻大会及中央委员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与决定等。2月25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号——要各地向中央报告组织工作情况》，指出“认识组织问题是什么极其重要，可以说是本党第四次大会重大进步之一；因为党的生存发展及一切公开的秘密的运动能否依着党的计划进行，都视组织工作是否得力”。
中共四大后，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主要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二是为巩固党的基础并有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小组改为党支部；三是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人、贫农和一般革命分子入党；四是加强中央组织部；五是组织党团。
中共四大前，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所辖党员47名，5个党小组为上海大学组、闸北组、西门组、法租界组、虹口组；到1925年下半年，党员增加到109名，8个党小组为上海大学组、闸北组、西门组、虹口组、杨树浦组、店员联合会组、南洋烟厂组、小沙渡组。中共四大后，上海党组织在小组基础上组建支部；五卅运动前夕，下属中共支部达15个，党员220名，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
到1927年4月，全国党员人数已由1925年1月的不足1000人发展至5万多人，且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湖南1.3万余名，湖北1.3万余名，苏浙1.3万余名，广东9027名，江西3000余名，陕甘388名，河南1300余名，山东1025名，福建168名，安徽233名，四川200余名。可以说，中共四大是我们党成为“全国性大党”的起点。
（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