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数字时代吗？如果说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迎来的信息时代是1.0版本，那么当下的数字时代可以看作是信息时代的2.0版本。数字时代的DNA全都隐藏在0、1这两个数字中，自然和人类世界都能用这两个数字所构造的逻辑符号表示。换言之，在这个世界里，自然万物、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都能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在其中。
当下，人类所特有的虚拟的想象力，抽象的思想、观念和观念，都面临数字信息全面入侵的状况。围观2024年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兴起、ChatGPT更新迭代等一系列科技热点，人文学者大有兵临城下的紧迫感。无论是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描述人在功绩社会对自我施加的“肯定性暴力”，或是“数字蜂巢”时代人的原子化状况，抑或是互联网信息研究专家戴维·温伯格“在人类信息过滤器即将失效的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减法来获取知识”等论断，又或者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玛丽安娜·沃尔夫从认知心理学探讨数字阅读对大脑运转模式的影响……可以说，从信息神经学、认知心理学、哲学等研究成果来看，技术不断将新的媒介方式推向人类社会，媒介在人类社会的实践反过来促进技术的“定向”更新，两者相互交织，高速、大幅度而且深入地改变着人类的肉体和心灵，也显著地改变了人的艺术创造性与感受力。人文学者尤为担心的是，数字信息构筑起另一种禁锢人类心灵和思想的“全景式监狱”。
另一方面，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知识认知模式也在遭受挑战。借助系统学家罗素·艾可夫1988年提出的一种从信息到智慧的金字塔模型来看：金字塔塔底是数据，依次往上的信息—知识—理解—智慧。“信息”经过一定的筛选机制才可能构成“知识”，而“知识”经由人类之中杰出心灵代表（比如圣贤、哲人）的阐释、约定和代际传递，才可能逐渐变成大脑中可以习得与传承的理解力甚至智慧。文学当然处在这座金字塔的上端：文学既包含知识性、经验性的部分，更包含理解和智慧层面的存在，这种存在也许是语言性的，也许是艺术想象力或感受力的部分。在数字时代，金字塔模式正面临坍塌。
我们生活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文学似乎在无比通畅的信息高速路上，已经“驾着”五花八门的媒介“四海云游”了，而人文时代的传统研究者还驾着小舢板在汪洋大海不停地打捞信息过载时代文学的“移踪”。因此，我们不停地重复又质疑“文学已死”的腔调，不停地谈论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否遭受重创，讨论文学的视听语言转化、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媒介变迁等，旋即，我们也必然叩问自己：新媒介时代，文学何为，文学批评/研究何为？
二
希利斯·米勒关于“文学已死”的论断已经染上某种历史尘埃，而他的另一个核心观点却日渐显示出它的真理性：文学的时代即将终结，但文学或“文学性”是普遍而永恒的——“它是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在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类文化中，它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面对“文学性”弥散开来的现状，文学批评者探讨虚构艺术的有效性，探讨语言艺术的魅力，探讨文学如何表达历史真实等，依然是有效的，但可能只是局部显示它的有效性。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颁给了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专家，以表彰AI为人类基础学科研究带来的颠覆性变革。这一事实让无数科学家和科幻作家进一步陷入“奇点时刻”降临的焦虑。科幻作家思考的是，人工智能开始抢走人类手中的笔，在数据信息世界随意涂鸦。在机器算法加持下，终有一日，能诞生媲美人类艺术世界最杰出心灵所创作的作品。当有一天，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完全识透和掌握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杜甫、鲁迅等经典作家的创作内容和语言风格，它会不会用数据“捏”出一个加强版的“托尔斯泰”或者“鲁迅”出来？
在人类社会整体都面临技术和媒介带来的颠覆性变革时，文学作为人类社会千万年所凝聚而成的、由语言作为符号体系的意义表达系统，它遭受着媒介的拉扯、变形，甚至产生了“无边化”“无形态”的处境，尤其需要人文学者、批评家从全局意义上来理解。
三
回到当代文学场域中，我们正目睹文学所发生的高速变化：“泛非虚构”思潮在文体之间弥散，人工智能创作诞生、素人写作兴起推动写作主体多元化，科幻想象日渐从遥远的“太空歌剧”回归近未来，构成有力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向……这一系列改变，都是数字时代在文学领域产生的影响。
数字时代对文学带来的重要冲击之一，就是到底何为“真实”。肉体与机械、真实与虚拟、人的感受与机器的算法，这些昔日的二元对立概念杂糅在一起，重构为复杂庞大的“赛博”世界。在这样的赛博世界里，理念、现实与艺术世界的分野似乎失效了，而以虚构方式获得文体和美学合法性的小说，不断面临着新的质疑和挑战。对此，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十周年修订版新序言里写道：小说的现实主义永远饥渴，总在尝试新的方法尽可能多地挖掘现实、吸收现实。当下时代的小说家应该思考如何杂糅“现实的饥渴”与“虚构的饥渴”。小说的虚构性遭遇质疑和挑战，小说家要做的不是取消它的“虚构力量”，而要重新以更高的虚构能力把握现实，更新小说的自生系统机能。
就文学批评自身的历史而言，也缠绕着“批评”“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等的话语纠缠。本世纪初“文学已死”的论调，带来“文学批评”自身的强烈危机意识，文学批评从“文学本体论”出走，日渐与文化研究共融，促成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融合。但数字时代的文学已然发生变化，与此相对应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不仅要逾越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历史壁垒，更需要人文主义者更新认知观念、提升理论储备，既保持一流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判断力，更需要技术时代的人文想象力，还需要有跨学科交流对话的能力。
特里·伊格尔顿在薄薄的一册《批评的功能》中形象地说，“批评”在18世纪初关心的是文化政治，在19世纪“一心想着公共道德”，而在20世纪，它变成了一个“文学”问题。因为具有强烈公共阐释力量的“批评”最后困守在“文学”一隅之中。而今，数字化时代来临，知识和文化生产机制发生变化，文学的符号系统、载体和传播机制也发生变化，“文学批评”要继续发挥效用，恐怕不能困守一隅，而要主动打开。
当然，数字时代的文学批评依然有它的使命与道德职责——激浊扬清、捍卫“文学之为文学”那种本质的价值和尊严；也有它的艺术使命——指认那些叙事、感官、细节、语言、修辞等要素所构造出的虚构世界何能称之为好；它更有它的时代使命——必须针对整个数字时代人类的心灵与感受力发声。同时，文学批评要再度敞开文体加之于其上的“封印”，以警醒的目光看待文学在数字时代的大众文艺中重新获得某种话语权，并对此加以阐释研究。假以时日，批评或者说文学批评的公共性又重新回归，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