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3日，在汤恩伯的指使下，特务头子毛森带领大队特务，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国民党上将陈仪的寓所。 一周前，陈仪被免去浙江省主席一职，他以为这是溪口的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手段，根本没想到是因为劝说汤恩伯起义，反遭告密的结果。 交接完省府手续的陈仪，离开杭州去了上海。到上海后，陈仪打电话给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想联系的见汤恩伯一面，但遭到拒绝。 2月23日，毛森带着二、三十军警特务冲入了陈仪在上海的住所。汤恩伯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时，毛森任公署的二处处长，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时，毛森调任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二处处长。 可以看出，毛森虽是军统老资历的大特务，但也和汤恩伯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陈仪是汤恩伯的恩师、义父，这次公然闯入陈家，没有汤恩伯的同意是不可能的。 毛森皮笑肉不笑的对陈仪说：“陈主席，从今日起你不许出门，吃穿用度自有人送来。” 说完，毛森指使特务将陈家的其他人全部强行赶出去，让几个特务住下来日夜监视，经陈公亮（陈仪的五弟）反复交涉，才同意让陈文瑛（陈仪兄长的女儿，自小过继给陈仪）留下，负责照顾陈仪。 在陈公亮等家人离开时，陈仪对他们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 心中有鬼的汤恩伯，随后把陈公亮叫到他的办公室，以威胁的语气说：“你二哥的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陈公亮见汤恩伯这种态度，很是心寒，话不投机，没说几句便离开了。 陈仪在上海家中被软禁期间，来探望的人不少，他托了好几个人去给汤恩伯传话，希望能见上一面，始终未能如愿。 有一次，陈仪的朋友替他买了两张去香港的机票，让他找个机会离开。可惜，由于家中有特务，门外有便衣和暗哨，陈仪困居家中，根本无法离开。 老蒋得知陈仪在上海软禁时，看望的人不少，指令汤恩伯派飞机将陈仪运去衢州看管，并不许陈家人再陪同。 陈仪离开时，对痛哭失声的女儿陈文瑛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也不要难过。无论我将来如何，你要好好生活。” 到衢州后，陈仪被软禁在汤恩伯任衢州公署主任时的旧公馆里。陈仪是国民党元老、陆军二级上将，门生故吏很多，尤其是在浙江的人脉很广。汤恩伯担心陈仪被人救走，给在衢州的第九编练司令张雪中发去密电，让务必对陈仪严加看管。 张雪中是汤恩伯系统的骨干，接到电报后不敢怠慢，亲自从编练司令部中挑选了一个排的士兵，由一个亲信军官带领，负责陈仪关押处的武装警戒。 陈仪的住处内，则住着由衢州的保密局特务头目陈达派来的几个手下，陈达对几人说：“南京和上海的两个毛局长（指毛人凤和毛森）都有指示，让定期报告陈仪的情况。你们每天都要向我汇报，由我再转报两个局长，不得有误。” “笑面虎"毛人凤还专门叮嘱毛森：“你让陈达告诉看管的人，不要说他们是保密局的人，陈仪若问起，就说是汤恩伯从警备司令部派来的。” 毛人凤为何要这样吩咐？主要是因为，陈仪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深，被抓后同情的人不少，毛人凤想营造出是在汤恩伯告密后，保密局不得不奉命行事的样子。 陈仪在衢州软禁期间，由于身边都是特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整日少言寡语，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坐。有时候，烦闷的陈仪要给上海的家人打电话，特务都要坐在旁边监听。 陈仪的家人多方求助，找了不少国民党大员，但这些人见陈仪是老蒋点名要抓的人，均不愿去求情。 3月中旬，陈文瑛去南京找何应钦，何应钦对他说：“你父亲真是糊涂啊，怎么什么事情都敢给汤恩伯说。你知不知道，汤恩伯把你父亲给他的条子到处给人家看，事情到了这一步，谁求情都没有用啊，即便是我也是不行的。” 陈文瑛见何应钦帮不上忙，便去衢州陪伴陈仪。期间，心中有愧的汤恩伯，派人给陈仪送了一封信，内容大意就是他也是身不由己，希望陈仪能体谅苦衷云云。 身陷囹圄的陈仪，这时还对汤恩伯抱有幻想，对陈文瑛说：“或许他真的有难处，是不得已而为之。” 陈文瑛将何应钦对她说的话，向陈仪转述了一遍，陈仪听后良久无语。后来陈仪被押送到台湾审讯时，汤恩伯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庭审，陈仪这才彻底看清了汤恩伯，在庭审过程中，汤恩伯低头不敢注视陈仪。 3月29日，南京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为代表，去北平谈判。陈仪在报纸上看了相关内容后，感慨的对陈文瑛说：“和平乃是大势所趋，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已六十七岁了，该有的地位也有了，之所以冒险干这个事情，是为了家乡的父老百姓。北平和平解放让我很鼓舞，我也希望江南也能如此。” 陈仪认为解放军渡江不会迟于五月，老蒋恐怕很快就会把他送去别处关押，到时候陈文瑛也难免受到牵连，于是不断催促她尽快离开。 在陈文瑛走的这天，陈仪一大早的就起来，一直将她送到大门口。平日陈仪是不许出门的，但这次情况特殊，看管的特务和士兵倒也未加阻拦。 陈文瑛坐车离开时，从车窗外望去，只见陈仪微笑着频频招手，这也是父女二人的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