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众所周知，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首要、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方向、前途和命运，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思想，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从中共四大开始提出，历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而确立和完善。
相较于中共一大决定“不同其他政党建立任何关系”、中共二大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三大确立了国共党内合作的方针，并规定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必须保持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四大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从而发展了中共统一战线的思想。中共四大为何要从保持共产党人“独立性”转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依据史实，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问题。
一、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缓慢独立性削弱
中共三大以微弱多数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以“拥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方式确定了国共党内合作方针。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当时所能接受的唯一形式。同时大会也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大会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然而，经过一年多党内合作的实践，中共的发展极其缓慢。其中固然有中共内部存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思想，但中共的发展遭到国民党的约束和控制也是不争的事实。以党员人数为例，1923年6月至11月的近半年内“全国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此后至1924年5月发展仍然缓慢，有的地区党员总数“时增时减”，而新党员甚至“一时竟不见增加”。截至中共四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不满千人，这与国民党的迅速壮大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革命形势发展呼唤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领导权问题
中共一大的纲领和二大的党章，都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抱有坚定的态度。中共三大制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虽总体上承认国民党对于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但仍坚持将工农运动视为“我们特别的工作”，对工农运动领导权仍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中共三大《宣言》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这就充分彰显出维护工人农民切身利益是我们党一刻不曾遗忘的初心。
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国民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改组，在政治理念、组织结构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实现了显著提升，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重要契机。“二七”惨案以来陷入低谷的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逐渐复苏。仅1924年下半年便爆发了上海南洋烟厂七千多名工人罢工、汉口八千余人力车夫罢工和苏州一万多名机器工人罢工等多次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成立、农民运动计划的制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创办等举措有效激发了农民革命热情，推动了农民运动深入开展。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呼唤并推动中共重新提出对工农运动乃至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
三、对中国国民党阶级成分和党员思想状况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
经过与国民党一年的党内合作，中共逐步看到国民党阶级成分和党员思想的复杂状况，对国民党成员复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思想不齐等固有弊病和先天缺陷有了新的认识。不仅认识到“国民党自改组大会以后，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实”，而且对各派政治面貌有了清晰认识：“左派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及知识阶级的急进分子”，倾向于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右派的成分是军人、官僚、政客、资本家”，这些人虽有时被剥削，但同时是居于剥削者的地位，其阶级最富于反革命性。中派以孙中山为核心，“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在左右两派之间试图维持平衡，但实际上难以有效调和党内矛盾。
国民党内部有派的松散状况和纷争不断的对立局面，固然会使得国共合作在建立伊始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增加了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然而，这种状况和局面也为理想远大、组织严密、思想先进、纪律严明的中共保持独立性甚至争取领导权提供了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只要中共注意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执行联合左派、争取中派、孤立右派的正确方针政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就完全可能与国民党争夺统一战线和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为此，中共四大在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不仅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郑重宣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而且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实现了从保持共产党人“独立性”到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发展。
四、中共四大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深远意义
一方面，这一思想显著地促进了党的队伍的壮大，奠定了“伟大的工程”的组织基础。就党的队伍而言，虽然争取领导权必然加剧统一战线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中共四大后，仅经过两年三个多月的大革命斗争实践，党就从一个不满千人的小党发展壮大为一个近六万人且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性政党，有效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奠定了党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这一“伟大的工程”的组织基础就是从中共四大开始奠基的。
更为重要的是，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贯思想。虽然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党不仅经历了大革命运动的历练和洗礼，更经受了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斗争残酷的考验。在此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党始终坚持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统一战线最终成为中共取得民主革命伟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坚持统一战线也成为百年党史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因此，中共四大确立的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不仅为党的发展壮大并开展自我革命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而且为党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确立了相关方针和政策。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
（作者为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分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