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叙事写作的新范式
——读泥文长篇小说《尘光》
文/马忠
谈到小人物叙事，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叙述进城农民的苦难无助，书写他们在城市居无定所的漂泊迁徙，而泥文的长篇小说《尘光》，打破了这一范式。作品以贴近民生的叙事视角，乐天悯人的叙事风格，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青年傅路娃的个人成长史。主人公因鲁莽冲动闯下大祸，被迫逃离生养他的抱村，辗转来到申城。在老乡的引荐下进入拆迁工地干活，他靠自己的努力，当上领班，成了包工头。小说最大特色是书写得真切而平实，在一定意义上写的是主人公的奋斗“前传”，或许亦可归于人们久已不提的“现实主义”作品。
在讲述傅路娃及其工友的故事时，作者既表达了真诚的同情，同情他们身份的“卑微”，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种种艰辛与不易。同时，也表达了由衷的赞赏，赞赏他们在卑微的身份下和困苦的生活中所坚守的那份人性的高贵。正是在“同情”和“赞赏”中，作者比较充分地传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难能可贵的是，《尘光》虽然注重再现这群拆迁农民工的种种状态，但是并没有刻意向读者做一次祥林嫂式的苦难展览，更没有带着启蒙的姿态，将这群底层生命编码成愚昧、麻木、冷漠、甘于堕落的群体——尽管也写到了陈小冬偷盗电缆电线，外甥苟飞与社会混混儿勾结等，作者在刻画他们的性格时，不自觉地流露出的不只是同情，还有温情。也因为与想表现的对象心意相通，泥文不仅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且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记录他们的生活。
应该说，拆迁农民工正是底层生命的真实写照和典型代表。在城市城中村那些拆迁的工地，我们总是可以见到这样一群人，他们皮肤黝黑，挥洒汗水，每天与钢筋水泥灰尘打交道。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千千万万在底层社会挣扎的小人物们的共同命运：底层“像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隐喻，它使人们想到的是身份的卑微、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贫困，总之是处在社会的最低端，是被压抑、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底层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打工者也不是一个类型化的群体。不同的农民工有不同的人生遭遇、不同的人生故事，有失败，也有成功，有辛酸，也有欢乐，有喜剧，也有悲剧。与苦难底层叙事不同，泥文的《尘光》以小群体反映大社会，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书写进城农民命运，在描绘人物生活困境的同时，关注其精神世界中的理想、追求，以柔和温暖的方式娓娓道来，深深的体现了作者对于底层人民生存现状的关切，具有追问现实的人文价值意义。
通过写小人物来传达人道主义，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现象。《尘光》中的王福生、吴春、苟飞等小人物主要特点有两个：他们是“农民工”——在世界文学的小人物画廊中，这是颇具中国当下特色的；他们是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拆迁工”——在中国打工文学的农民工群像中，这是颇具泥文特色的。拆迁工人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工作艰辛、危险，但却十分关键。像古今中外很多书写小人物的作品一样，《尘光》也怀着“哀其不幸”的态度，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小人物身份的卑微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种种困苦。与其他塑造小人物的作品相比，《尘光》的人道主义在同情弱者、批判社会两个方面是相通的。同时，它还拥有第三个鲜明的特征，即赞赏弱者。同情弱者和赞赏弱者都是作家底层意识的体现，而批判社会，则是一位有责任感、正义感的作家的典型特征。
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傅路娃这一人物，他的日常生活遭到了不公和打击，在他的精神深处，依然保持着朴实良善。正如作者所说，“尽管傅路娃小得如一粒尘埃，但在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下，他并未随波逐流，坚守初心，保持独立。”最终超越了平凡，实现了自我蜕变，散发出一抹神圣的光辉。而揭示底层人物卑微的表层下所蕴含的高贵，正是《尘光》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一大亮点。比如父亲因老家房子年久失修、墙壁坍塌砸中头部，急需大笔治疗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到挪用工友们的血汗钱来救父亲的命，但又觉得没给他们打招呼，心里过意不去。“想到如果他们此时来结算工资怎么办？他想，只有离开这里，等以后有钱了再给他们送过去。但这样会不会被人看低呢？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这一细节，生动展现了傅路娃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也凸显出了其人品——他是一个充满爱、恪守道德底线、有责任担当的人！
总而言之，与绝大多数纯文学底层叙事不同，《尘光》既没有沿着苦难化底层叙事模式走下去，也没有将打工者作为建立自我身份的他者，主人公傅路娃虽然在经历重大的人生经历后，仍初心不改，将赚到的钱投于抱村的建设，修公路、搞民宿、种植药材，离开家乡反哺家乡。作为一个经历了由农民到城里人身份转换的写作者，从某种意义来说，《尘光》潜隐着泥文的人生体验，有着自我难以言说的痛楚。
作者简介：马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站在低处说话》《诗美探真》《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等著作20部，主编有《新力量文丛》（全十册），参与撰写《广东文学通史》（第五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