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蜀道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育中有特殊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交通史中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如果不是主要从农业史或经济史的视角，而是从交通史的视角观察，可以看到，黄河流域文化区与长江流域文化区这两个“相互依存、相互照应”的“世界上最大的农区”之间，在西段存在着横亘千里的秦岭这一地理界隔，形成了明显的交通阻障。黄河流域文化区与长江流域文化区两大文化重心地带之间因高大山脉秦岭阻断南北，形成世界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仅有的地理现象。而自远古以来先民开拓的秦岭道路成为上古时代交通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是超越其他世界文明古国的历史贡献。征服秦岭，实现南北贯通的早期蜀道，是中国文明的特殊成就。早期蜀道建设，是世界文明史中独具特点的成功的人文事业。
蜀道与“西夷西”国际道路的开拓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划分东周时代的天下为七个文化圈，位列西侧，即“山西”或称“关西”方位的是“秦文化圈”和“巴蜀滇文化圈”，蜀道将其南北沟通。
“秦文化圈”和“巴蜀滇文化圈”各有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与外域实现文化联系。蜀道联系秦汉行政中枢“咸阳-长安”与西南地方，继续延伸，则有“西夷西”国际道路的开拓。《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和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均记述，张骞判断“邛西”有往“身毒国”的通路，与“大夏”联系“道便近”。于是汉武帝派遣使者“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蜀地产品见于“大夏”，说明“大夏”通过身毒国“得蜀贾人市”的民间商贸通路的畅通。这种自由贸易形成的商路，虽然未曾被汉执政者直接利用以结成反匈奴的军事联盟，却应当是实际存在的。张骞“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的判断，应当是有可以说服汉武帝的确实依据。就此《史记》又有“去蜀不远”，“从蜀宜径，又无寇”的表述。这一交通地理知识，应当来自“蜀贾”。
蜀道与丝绸之路交通战略的延伸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所谓“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资治通鉴》卷一九“汉武帝元狩元年”系于此年即公元前122年。司马迁曾经有奉使前往巴蜀以南甚至抵达“邛、笮、昆明”等地方的亲身经历。有关西南夷的记述，应当大体切实可信。西汉犍为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对于以“蜀犍为”为始发点的所谓“四道并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这种多方向的进取性的道路开发，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中罕见的记录。所谓“出駹，出冄”，张守节《正义》：“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唐代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向州治所在今四川茂县西北或黑水、红原县境。所谓“出徙”，裴骃《集解》：“徐广曰：‘属汉嘉。’”司马贞《索隐》：“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县也。’”张守节《正义》：“徙在嘉州。”所谓“蜀郡有徙县”，据《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徙”在今四川天全东南。承汉武帝指示，张骞策划的所谓“四道并出”，可以看作“蜀道”指向丝绸之路交通战略的一种延伸。
这是汉代交通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汉武帝时代开启域外文化联系的这一交通探求，后来形成所谓“西南丝绸之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汉武帝的目的“是为征讨南越寻找便捷通道，以及寻找通往大夏的交通线，而不是为了开发西南夷地区的经济资源”。东汉时期，海西“幻人”由滇缅古道到达成都平原，再由蜀道北上，到达洛阳，进行了成功的宫廷表演。
“枸酱”之路与南海丝路的连通
另一条蜀道延伸的国际道路，即通过“枸酱”之路与南海丝路起点珠江下游地方的连通。《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写道：“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于是上书建议，南越势力强盛，以往“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可从蜀地顺水而下图之，“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得到汉武帝赞同。“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于是扩展了蜀地，打通了自蜀“番禺城下”的道路。而“番禺”为南海“一都会”，“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共同成为南海丝绸之路的起点。《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太史公曰”：“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赞曰”：“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都强调了蜀道交通结构扩展与丝绸之路相连通的国际意义。
“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是将“蜀道”与“枸酱”故事直接联系的信息。“独蜀出枸酱”，说“枸酱”是蜀地独有特产。后世诗文更可见“竹杖诡奇，蒟酱甘好”，“大宛名马，蒟酱蟾酥”，“蒟酱竹杖，天马蒲萄”，“已见蒲梢入大宛，更闻蒟酱开邛笮”，“跪奉雕盘争献果，葡萄蒟酱比难齐”，都将“蒟酱”与“竹杖”“葡萄”“大宛名马”等并说，看作可以说明丝绸之路史的特殊物产。
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为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
汉简所见敦煌“之蜀”道路，也可以理解为西北丝绸之路的支线。敦煌马圈湾简文“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提示我们有大队的“驴”由“驱驴士”役使，直接以“之蜀”为交通运输的目标。此外，通过对“鲜水”地名的民族地理和交通地理分析，也可以增进对青海草原地区南北交通线路历史作用的认知。将敦煌出发的“驱驴士”“之蜀”运输队伍经行的路线看作汉代丝路交通的又一联系蜀道的路径，应当是合理的判断。河西汉简所见“蜀校士”身份，也可以说明蜀地与河西的交通条件。而“广汉八稯布”在河西市场的流通，也反映了蜀地织品进入丝绸之路重要路段河西地方消费的情形。
通过多种历史文化迹象的分析，蜀道研究应当可以看作对世界文明进程显示出重要意义的丝绸之路史考察的主题之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蜀道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