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让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派人抓捕范绍增，宣铁吾将消息散布出去，给了范绍增逃离的机会。 川军将领、袍哥头领范绍增在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设立“益社”，自任理事长，靠着多年积累的人脉，大搞投机生意，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1948年3月，老蒋召见范绍增，让他给竞选副总统的孙科拉票，范绍增口头答应的很好，回去后却给李宗仁拉票。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时，气急败坏的老蒋把收音机都踢翻了。到了10月，有人向老蒋密告，说范绍增的“益社”有不轨活动并在之前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老蒋大怒，电告宣铁吾派人将范绍增押到南京受审。宣铁吾自到上海担任警察局长、淞沪警备司令后，做事向来果断，但这次不知为何，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等消息发酵到范绍增知晓后，这才做出准备抓人的姿态。范绍增见势不妙，离开上海，一口气跑回了重庆。 1949年初，在老蒋下野后，范绍增去找无话不谈的好友陈仲森，直言说：“老蒋这人不地道，我在上海差点被他派人给抓了。回到重庆后，我考虑了许久，决定在解放军进入四川后起义。你点子多，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干才稳妥一些。” 陈仲森说：“老蒋对你有戒心，你要拉队伍至少要一个名头。” 范绍增说：“我去找顾祝同，他现在是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权力大得很。” 陈仲森说：“顾祝同不是老蒋的亲信吗，他会帮你？” 范绍增说：“你还别说，我和他交情还算不错，完了我去走动一下，混一个可以领兵的头衔。” 抗战中，顾祝同任第三战区长官时，范绍增的八十八军归其节制。范绍增后来被明升暗降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八十八军军长成了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黄埔一期）。不少人以为，此事顾祝同是幕后黑手，实际上这是老蒋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意思，事后顾祝同还向范绍增做了解释，表达了遗憾之情。 陈仲森说：“既然你在顾祝同面前能说上话，那么谋个军长之类的职务应该不成问题，士兵也好说，你的旧部和袍哥徒众那么多，很快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只是此事最好能有其他参与者，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范绍增说：“既然要起义，人选肯定要慎重，罗君彤跟随我多年，应该可以拉过来。” 罗君彤和范绍增交情匪浅，在范绍增失去兵权前，他一直充当副手的角色，范绍增当营长时，他是副营长，当团长时，他是副团长，及至范绍增当了军长，他也成立副军长。 罗君彤在范绍增离开部队后，军职止步不前，这时是罗广文部的师长。有了这番交情，范绍增自认可以轻松的将罗君彤拉过来。 陈仲森说：“警察总队的副总队长张佐斌，和我交情不错，我去探一下他的口风。” 范绍增说：“那就分头行动，我去找罗君彤，你去劝张佐斌。” 陈仲森同张佐斌洽交谈的很愉快，张佐斌很痛快的说：“一切听你们的。” 让范绍增没想到的是，他去找了罗君彤几次，虽然对方态度很客气，但是一提到参与起义，就马上婉言回绝。 范绍增不得不去找陈仲森说：“你去劝一下罗君彤，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陈仲森说：“你和他是生死之交，你都不行，我去了也是白搭。” 范绍增叹气说：“我这个人，大道理不会讲，你会说话，和他也熟识，说不定就成了。” 陈仲森去找罗君彤，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见罗君彤未被说动，陈仲森便举例说：“前段时间，我去成都时，听闻王陵基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部队士气低迷，开小差的很多。胡宗南天天要人，可派去的壮丁，还没到目的地，就能跑三分之一。王陵基是四川的省主席，他尚且如此悲观，可见局势到了何种地步，你不能再心存幻想了。” 罗君彤听后，虽有所触动，但还是拒绝说：“此事不要再提了，我不会参与的。” 陈仲森见状，只得结束了这次谈话，去找范绍增，范绍增考虑了一下，突然有了办法，笑着说：“这家伙倔的很，等我向顾祝同要来头衔，把他那个师划归我指挥，他不干也得干了。” 陈仲森说：“罗君彤会不会去告发我们？” 范绍增说：“他还是讲义气的，这种事情干不出来，尽管放心。” 随后，范绍增去南京找了顾祝同，很容易就得了一个川东绥靖副司令的头衔。范绍增回去后，又向顾祝同去电，说副司令没有实权，没有组建部队的由头，顾祝同便又给了他一个暂编第十八纵队司令官的头衔。 范绍增认为一个暂编纵队番号太小，又提出能否扩编为八个纵队，此事顾祝同就做不了主了，去请示溪口的老蒋，结果遭到拒绝。 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很快就解放南京，席卷东南，这时老蒋急于让川系军阀替他卖命，想起了人脉广徒众多的范绍增，于是大笔一挥，给了他川东挺进军总司令的头衔及八个纵队的番号。 范绍增借此，迅速召集大竹、渠县、邻水等县的袍哥和地方团队组成八个纵队。有了部队和头衔的范绍增，再去找罗君彤，很快就将对方说服。 1949年12月14日，范绍增在渠县成功发起起义。22日、23日，罗君彤、张佐斌分别率部发起起义。在范绍增的牵头策划下，三支部队共计五万多官兵起义，为四川解放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