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把女儿傅冬菊叫到身边。一来可以谈叙家常，岔开繁忙的公务；二来有些想法可以含而不露地吐露，听听亲人的看法；三来可以关照生活。 傅冬菊回忆，傅作义曾拟好一封秘密电函交由她，通过北平地下组织交出去，表明自己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时间大概是1948年11月17日。 根据当时的情景，不难揣测傅作义已经知道女儿傅冬菊的身份，但他从不明问女儿是不是地下党，傅冬菊也不可能明着说她已经加入了地下党，只是说有同学跟地下党有联系。父女之间彼此心照不宣，在一起共谋和平大事。傅冬菊知道父亲已经有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愿望，心中不仅为战局大事感到高兴，还为父亲的前途命运和个人安危而欣慰。 电函发出去以后，虽有约见，而傅冬菊五次按时赴约，都是无功而返。傅作义焦急，傅冬菊也一直得不到音讯。有一次，傅作义责怪傅冬菊：“你们年轻人，办事不大牢靠。”最后还是傅作义作出决定，由他派亲信去联系。 傅作义对于女儿傅冬菊，也是不会知无不言的，他不可能多说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后来据傅作义的警卫副官段清文回忆，每当傅冬菊来看傅作义之前，傅作义都吩咐段清文：“冬儿来的时候，你把桌上的文件都收拾好，别让她随便乱翻。”可以看出，傅作义对女儿是有所警戒的，也暗示段清文注意保密。作为贴身警卫，段清文自然也知道一切应当怎么做。 关于傅冬菊在傅作义跟前起到了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件事情是比较具体的。当邓宝珊与解放军代表苏静去北平会见傅作义时，邓宝珊去里屋把解放军林、罗首长给傅作义的一封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一看信的内容，大吃一惊，感觉到信的内容言辞激烈，她知道如果让父亲看到了，肯定不会起好作用的。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可巧那天邓、苏二人去见傅作义的时候，正好客厅里有客人，不便直交那封信函，给了邓宝珊一个缓冲的机会，否则按照苏静的授命，急急忙忙把信直交给傅作义，还不知道傅作义会作何反应。尽管和平协议已经签订，傅部军队已经开出北平城，正在接受改编。给傅当头一棒，起码对北平和平解放是没有好处的。 傅冬菊当时也很担心，她没有把信交给父亲，而是先请示了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崔月犁觉得事关重大，只好告诉傅冬菊：“还是把信交了吧！” 傅冬菊斟酌，慎之又慎，觉得信的内容如同最后通牒，言辞激烈，可以肯定对父亲刺激将会很大，对正在实现中的北平和平，也是有害无益，起不到好的作用，她还是不敢冒失地把信交给父亲，只好压在一份文件下面，不动声色。 这封信像一颗未定时的炸弹，时刻让傅冬菊感到不安：按指示，交了信不就完了吗？可是要交给的人是她父亲，她明明知道交了信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无论如何，信是不能交的。 1949年1月31日举行解放军入城仪式，第二天2月1日，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封信。此时傅冬菊才把原信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粗略一读，痛骂女儿一顿。傅作义从来没对女儿发过这么大的火，傅冬菊理解父亲的心情，并不是责怪她做错了什么。 傅冬菊一声未吭，一时间傅作义闷闷不乐，傅冬菊也不好劝慰什么。父女之间的鸿沟，决定了她和父亲傅作义各握分寸，就像傅作义每与参谋长、机要秘书王克俊商谈机要大事的时候，遇见傅冬菊过往，立即纸条传递，哑语防范，还不是怕傅冬菊听见一言半语失密吗？至于平素谈话，傅冬菊只能从大分析，帮助傅作义认清形势，而傅作义绝不可能吐露底细想法。 傅冬菊当时就在傅作义身边，据她后来讲， 傅作义后来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番开导让傅作义放下了心中的疙瘩，回来后的傅作义心情很好，从此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回到天津，她的笔名一直用“傅冬”，自此以后人们只知道傅冬其名，却不知她就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不久之后，傅冬菊随解放大军南下，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她乘敞篷汽车经南京、武汉、长沙、贵州到了云南，学习政策。跋山涉水，路遇土匪，立即剿灭，夜晚不敢随便外出，走的全是山路，最后到达昆明。傅冬菊见到了解放军二野的首长，她的特殊身份和在北平的经历，让二野首长一见面就认出她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把她编入宋任穷率领的“西南服务团”，在昆明工作到1951年。 正值抗美援朝战争之际，陈赓知道傅冬菊精通英语，带她一起回到北京，准备让她安排好家务，去前线做翻译。在北京，傅冬菊遇见帅孟奇。帅孟奇说朝鲜美军飞机狂轰滥炸，很不安全，就把傅冬菊留在日报社当记者，从此傅冬菊一直担任记者，从事新闻工作。 进入报社以后，工作比较稳定。1952年，30岁的傅冬与记者周明结婚，生得三个女儿，大女肖冬，二女傅璇，三女晨风，后来都已定居美国。1982年至1995年，傅冬在香港分社工作长达12年之久。1995年到1997年去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在家安度晚年。 2007年7月2日晚，傅冬菊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