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和杜月笙矛盾激化，在蒋经国的支持下，宣铁吾先拿万墨林开刀，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操纵米价，我要以军法从严惩办。”宣铁吾口中的恶势力，自然指的是杜月笙了。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月笙的烟枪上装鸦片烟，鞍前马后，很得信任。日伪时期，杜月笙离开上海，万墨林则留下代为看管家产，并暗中和军统上海站联系，提供情报。 抗战胜利，杜月笙回上海后，万墨林更是一度红得发紫，成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国民政府的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米商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其冲。在蒋经国、宣铁吾和杜月笙的斗法中，万墨林第一个受到冲击。 1946年7月，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警权和军权同时在手的宣铁吾，底气十足，他认为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如不打击，局面不得平静，于是，在和蒋经国商议后，就选定拿万墨林这个杜月笙门中的“头号红人”开刀，这当然是“杀鸡给猢狲看”，最终的指向就是敲打杜月笙。 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宣铁吾下令让手下逮捕万墨林后，将其关在司令部的七楼看守所内。万墨林被抓，一时成为焦点，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特意开了招待记者招待会，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从严惩办。”万墨林被抓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非他多能对抗，而此时他的大靠山戴笠已死，剩余的靠山并不硬，因此，杜月笙忧心忡忡，而他的“智囊团”中的陆京士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他们利用青红帮及一些商会的势力，派出所谓的“代表”，对淞沪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 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处理万墨林是为民除害，杀一做百，责无旁贷”。这样一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月笙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他们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淞沪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 杜月笙有个门徒叫陶建芳，黄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团团长、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和第三战区高参等职务。陶建芳和宣铁吾有一定交情，又对杜月笙唯命是从，但陶建芳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来找郑重为（宣铁吾的手下，负责审理万墨林案）商量，说万墨林身体很差，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 郑重为不好推辞，就让陶建芳去了看守所，陶建芳向万墨林转达了杜月笙的关心。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建芳悄悄来到郑重为家中，杜月笙装得一脸苦相，一口咬定说：“这都是宣铁吾司令的误会。” 郑重为清楚自己的处境，若“不识抬举”，贸然得罪杜月笙这个“大亨”，事情就麻烦了。郑重为就给想了个办法，要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冯姓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 当时，郑重为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即便万一弄来证明，那么就“公事公办”，自己也可没有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居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 郑重为内心明白，这个报告的真实性，但是他也不愿意惹人，乐得落个顺水推舟，就冒了个小小的风险，将万墨林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事后，郑重为向宣铁吾报告此事时，宣铁吾大为震怒，一面斥责郑重为不该擅自作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 这位冯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果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 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黑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 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而郑重为也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铁吾恐怕也很难应付。 后来，郑重为和宣铁吾在一次聊天中知道，他也并不是非置万墨林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宜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不过从此，宣铁吾、杜月笙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