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8日，蒋介石带着刘斐、范汉杰从南京直飞沈阳。陈诚和副手罗卓英早已等候在机场，蒋介石一下飞机，两人便告状，说廖耀湘、李涛不服从指挥，这才招致大败。 五个月前，蒋介石为挽回败局，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接替熊式辉。陈诚到任沈阳后，大刀阔斧地整编军队，大量撤换原有军事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致搞得人心惶惶，内部不稳。与此同时，陈诚大举扩充军队，使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恢复到10个军、50余万人，也使陈诚军事集团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陈诚没有想到，扩编后的部队战斗力不增反降，在解放军猛烈的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下，陈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为了争取主动，陈诚调集包括新5军、新6军在内的主力在沈阳西北的辽河、柳河交汇处，向解放军发起进攻，结果再次惨遭失败。公主屯一战，号称国民党军精锐的新5军全部被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新5军覆灭后，蒋介石气势汹汹地亲自到沈阳问罪。陈诚、罗卓英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第9兵团廖耀湘与新6军军长李涛身上，说他们拒不执行东北总部命令，拒不增援，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 蒋介石听后，火冒三丈，即宣布召开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追究责任。第二天，会议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会议厅召开。蒋介石一入座，即对廖耀湘、李涛一通严词指责，并宣布对两人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不料，廖耀湘与李涛根本不服，当即起身争辩。廖耀湘说：“报告校长，我并没有接到救援新5军的命令！” “是的，我也没有接到命令！”李涛紧跟着说。“陈林达曾向我部求援，我部也曾突击救援，但被共军阻击，切断了联系。” 廖耀湘接着说：“我部也是如此。” 廖耀湘与李涛一人一句，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蒋介石回过头看看陈诚，陈诚说：“我部署完毕后，由罗卓英下达的作战命令。” 罗卓英是陈诚的亲信，自然要替陈诚说话，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是电话通知廖司令官和李军长的。” “没有接到电话！”廖耀湘和李涛异口同声地反驳。 “指挥作战为什么没有书面命令？”蒋介石再一次看着陈诚。陈诚只好嗫嚅着说是总部参谋业务上的疏忽。陈诚如此搪塞，使会议陷入僵局，也使蒋介石的彻查问责无以收场。在一片尴尬气氛中，陈诚只好站起来，无可奈何地说：“新5军被歼，完全是我指挥无方所致，与众将领无关，请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见陈诚隐瞒了实情，心里虽然不满，但也不愿惩罚这位嫡系爱将，只好说：“现在撤掉总司令，会影响军心士气，待战争结束，再评功过！”说完，拂袖而去。 陈诚指挥无方打了败仗，又在众将领面前如此丢脸，心情无比愤懑。尤其感到东北前途暗淡，自己已无法脱身，回到官邸后，与妻子谭祥抱头痛哭，称自己恐怕要丧身这片黑土地上了。 事实上，凭着陈诚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的特殊关系，他无论如何是死不了的。由于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又是在宋美龄撮合下与陈诚结婚，于是，陈诚走了“夫人路线”，让谭祥回“娘家”，向宋美龄求情。这一招果然奏效。经谭祥如此这般一说，宋美龄心疼干女儿，自然也就爱屋及乌，即对蒋介石说：“辞修已经病得无法起床，怎能应付东北如此混乱的局面，还是换个人吧。” 蒋介石原本也没打算让陈诚在东北久待，如今夫人求情，便当即应允，决定派卫立煌到东北接替陈诚。 1948年1月22日，卫立煌飞抵东北。2月5日，陈诚在东北五个月后，灰溜溜地告别了这片给他带来惨痛教训的黑土地，登机返回南京。东北之行一败涂地，使原本因连吃败仗成为众矢之的的陈诚日子更加难过，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陈诚遵蒋介石之嘱，携全家老小，于当年10月赴台养病，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愁肠百结的岁月。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东北国民党军队即将彻底灭亡，华北也将解放，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把最后希望寄托于台湾。挑选经营台湾的人选，至关重要，蒋介石选来选去，最理想的人选自然又是陈诚。因此，陈诚赴台养病是负有“重大使命”的。12月29日，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发布的最后一项重要人事安排，就是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1957年，陈诚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翌年，由于“行政院长”俞鸿钧辞职，蒋介石再次让陈诚担任行政院长，这样，陈诚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个要职，成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 陈诚的一路升迁，但蒋介石终究是要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蒋经国的，但蒋经国资历尚浅、年纪尚轻，因此蒋介石选择了最为信任的陈诚当名义上的“二号人物”。 陈诚为人骄傲且有些跋扈，但是在台湾期间，他非常的识趣，从不招惹蒋介石，因此蒋氏父子对他都很信任。直到1963年年底，鉴于陈诚身体健康日益恶化，蒋介石才同意陈诚卸任疗养，这时陈诚才算渐渐淡出，二年后，陈诚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