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魁文集——政治经济学新思考》这部文集是我近半个世纪来部分政治经济学学术论文的汇集。虽然我的论文涉及许多方面，但政治经济学始终是我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灵魂。即使有些问题跨界，也离不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思维方式。所谓新思考，一是自己不同于他人的独立思考，专属个人风格。二是与时俱进，不停思考，针对新的现实，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即使是对经典的重温，也要咂摸出新滋味；一些对策建议，字数不多，也是理论思考的独到见解。我想，新思考最能概括自己的学术追求和理论风格。
新思考，是直面现实、发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发现问题，几乎是学者的本能。如果不会发现问题，就还没有真正入门。记得上学时，课堂上讲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但教科书却唯独不见了消费这个环节。带着这个问题，我选择了消费作为自己最初的研究领域。本科毕业时，我的学士论文就以《家务劳动社会化初探》为题，后来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科学》公开发表。只有让新思考成为生活习惯，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现新问题。
新思考，还是正确提出问题的关键
一个学者，要能够提出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研究就成功了一半。学会提出一个真问题，是学者的头一个基本功。马克思就是在千百万人熟视无睹的商品交换中，提出为什么不同商品能够交换的问题，从而建立起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大厦。我在最初研究消费时，发现有人提出消费社会化的命题，而政治经济学讲的是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我就提出“消费能社会化吗”的疑问。很快，这篇质疑文章就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了。
新思考，是挖掘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宝藏的密钥
在系统研读的基础上，我无数次重读经典、反复咀嚼。带着现实问题不断再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经典，边读边思考，每次都能挖掘出新的理论宝藏，体会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的无限魅力。如，面对人们对私有制的种种疑惑，再读《共产主义原理》，不但可以找到清晰的答案，而且认识得到新的提升。重读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大纲》，发现了政治经济学关于“两个和解”的重要思想，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两个和解”为我们指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方向。带着工资改革的问题，重读《资本论》，发现平均化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于是我就提出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平均化运动实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新的实现方式。面对人工智能的时代挑战，我从原著找到马克思的早年预见：“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他当年对问题根源的精准揭示，至今还在彰显着时代价值。
新思考，离不开思考方法的传承、借鉴和创新
多年来，我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自觉运用归纳和演绎、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结合起来思考问题。在坚持探讨“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方法的同时，尝试了描述“是什么”的实证方法，完成了《中国工资运行机制改革》的课题；同时借鉴运用DIM方法比较刻画了不同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在吸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知识的基础上，又积极探索把生态学作为一种新方法引入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带着博士生开始研究从业生态问题，发表了《关注高校青年教师从业生态》等论文。
新思考，是分析问题的牛鼻子
在正确地提出一个真问题后，要确立研究问题的入手方法和逻辑线索；要分析问题的成因，找到病灶所在。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主要在于问题的分析是否透彻。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分析，都不会有现成答案，全靠自己独立的新思考。我提出“区域经济与行政区划的矛盾是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的观点得到了同行认可；以“活工资”为突破口改革中国工资运行机制的主张被学界认为是“填补了空白”。
新思考，还是提出对策、拿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根本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最终目标在于解决问题。虽然解决问题主要靠政府和实际工作去落实，但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也是学者不容推辞的社会责任。对策研究不同于理论分析，要充分考虑实际可行性，这就更需要学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进行更为复杂、周密的新思考。我参与了一些高端智库的咨询工作，也写了一些专报，为实际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理论智慧，真的感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当然，解决问题也包括解决理论难点，这就更需要有原创性的新思考。
新思考，既可以抓住任何一个局部的小问题，追根寻源，小中见大，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也可以站在高点、系统集成，成就一篇大文章
我的论文，很多是研究一些具体的小问题，如《关注居民投资和家庭经济行为新走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理论思考》等。小论文积累多了，就可以分析一些大问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治理》《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等。
新思考，既可以是预见未来的思考，也可以是回顾过往、总结历史的思考
反思，是新思考的重要方面。没有对过往的求真务实的反思，就不可能有对未来的科学预见。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在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实践结合中的不断深化，更离不开对改革过程的“复盘”和理论反思。我的几篇《论纲》，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实践的系统性理论反思。
（作者为首都经贸大学原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