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樑
美学大师与国学大师的“交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十多年间，位于吐露港湾的香港中文大学，是与内地学术文化交流“流量”最大的一所香港高校。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教授，描绘校园所在这个港湾的山水时，以“雄奇”形容马鞍山，以“峻秀”形容八仙岭，以“清丽”形容吐露港。回忆当年学术文化交流的盛况，在我比较熟悉的人文方面，印象也如山水这般雄奇、峻秀、清丽。社会学者金耀基自1977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锐意发展院务，对促成各地人文及社会学科学者的交流互动，建树尤多。新亚书院有人文馆，由于金院长宏图大展，这座楼宇显得熠熠生辉。一座建筑内还有雅舍名为“云起轩”，参与交流活动者常在此用餐或进行“沙龙”；人物俊秀，来去如风起云涌，云起轩又有“云涌轩”之别称。尤可称道是1983年，年迈的朱光潜（1897-1986）专程从北京到新亚书院主持“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比朱氏大两岁的钱穆（1895-1990）则专程从台北赶来与朱氏会面。在海峡两岸不互通的时代，美学大师与国学大师的相会堪称“奇遇”，而新亚书院就是那个美丽的“交汇点”。数十年间，令人难忘的“交汇”还有很多。1981年秋天，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本校教授余光中（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和来自上海的辛笛、柯灵等。辛笛有诗卷名为“手掌集”，余光中写论文析评之，戏称给他“看手相”，一时传为美谈。柯灵来开会，初读余光中的散文，如初遇美人般惊艳；自谓从此“耽读”，引以为晚年一乐。是年9月，“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提出，其中包含“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余光中原本在台湾教书，“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间接拉近了两岸的文化距离，为两岸的学术沟通架起一座桥梁。香港的多所大学都对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学术文化交流贡献良多。单是香港中文大学，因为我多有参与，应该把一些盛事记录下来。各地学者“络绎奔会”我策划或主力参与策划的相关活动有三个，一是1988年的“香港文学研讨会”，二是1993年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三是1999年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1988年的“香港文学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三联书店合办。与会者中，来自广州的学者特别多，港、穗学者的论文共有三十余篇。虽然经费有限，会议的规模不大，但在香港，这却是一次有开创意义的文学研讨会。此次会议主要由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持人是刘兆佳教授）属下的“香港文学研究室”筹办。我负责的这个“室”，另类的“室雅何须大”，且只分配了半个研究助理；这样的香港文学研究机构，在香港学术界可能是首个。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翌年初，我受命参与筹备“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此次会议由香港炉峰学会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合办，我担任会议的秘书长。当时，两岸的政治气氛良好，大陆的柯灵、谌容、陆士清等，台湾的余光中、齐邦媛等，都来到香港开会；港、澳的与会者则有梁锡华、陈耀南、黄国彬、黄坤尧、云惟利等。会议论文围绕“中华文学交流互动”这个主题，其中有宏论中华文学前途的，也有细析作家作品的。我提交的论文题为“八十年代以来两岸香港的文学交流”，是点题之篇。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与会者，在天朗气清、凤凰木繁花初艳的五月，于吐露港湾畔轻松谈文，舒畅说艺；开会之外，新亚书院院长和炉峰学会会长分别设宴招待，与会者既享受美酒佳肴的口福，也享受言谈风趣的耳福，气氛融洽亲切。我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名为“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百人讨论百年香港文学另一个“春天的约会”，在1999年4月。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1999年有建校五十周年之庆，院长筹划了各项庆典活动，其一是与香港艺术发展局合作，举办“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由该局慨然拨出大笔款项，玉成其事。1997-1998学年我正好休假，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默士达学院（MacalesterCollege）担任客席讲座教授；院长和香港艺术发展局“飞书”（Fax）或打长途电话到美国，请我筹办这个会议。虽然筹办研讨会是苦差事，但作为香港文化的爱护者甚至是辩护者（那时，诬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仍不乏其人），我在1998年夏客座期满后立即返回香港，积极推动此事。多年来，我在亚洲、欧洲、美洲多地参加过各种学术研讨会，在香港则有筹办会议的经验（如上述），对此次经费充裕的会议如何办得既稳妥又富新意，颇有自己的思考。我将想法告诉院长，他欣然采纳，于是先组建一个“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筹委除了院长和我，还有香港各个高校的教授和讲师，即何沛雄、邝健行等十人。筹委会多次开会商讨，半年后，研讨会顺利召开，一连三天，与会学者逾百人，诚然是“百人讨论百年香港文学”的盛会。宣读论文多达六十余篇，论文作者除了来自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还有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的，充分具备国际性。论文有通论、有专论，囊括香港文学的方方面面；单是小说，就有对金庸、刘以鬯、西西、李碧华等作品的不同角度的评析。我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翌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厚册，“活泼纷繁”此后常用来形容香港文学的面貌。与会者中，来自广州的学者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已具相当广度和深度，对香港社会、港人生活方式的认识也如是。例如香港一些小说、散文中出现的餐饮词语“斋啡”“鸳鸯”“奶昔”“蛋治”“多士”等，他们不但晓明其意，且已饕餮其物；香港报章副刊的专栏杂文是普及文学的重镇，他们业已“识荆”。香港的与会者与广州的同行交谈，读同行的论著，常有相逢恨晚之慨。赴港参会之前，广州几位学者已发表过多种专著或专文。单说专著，就有潘亚暾与汪义生合写的《香港文学史》，许翼心的《香港文学观察》，费勇与钟晓毅编著的《金庸传奇》等。经过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和穗、港两地越发频繁的学术交流，他们已得到丰年穗禾稻米一样的收获。内地学者的论述或有欠中肯周延，引用的资料可能有差错遗漏，然而，他们毕竟取得可观的成绩。在香港文学的研究和出版上，香港的学者自愧弗如了，虽然我在1985年就出版过《香港文学初探》，那只是一本论文集，不是香港文学史或概论。让与会者“不虚此行”因为办会的经费不乏，“东风”送爽，我们对与会者有多种礼遇，我的“创意”也得以落实。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无论中外，通常只有一二十分钟，很多与会者飞行千里甚至万里迢迢而来，且所撰论文往往是洋洋一二万言，讲演的时间如此短促，岂不可惜？筹委会共有十位筹委，有此阵容，我乃请诸位筹委“认领”港外的与会者，也有我“分派”的，请他们在研讨会举办之前或之后，到不同的院校演讲或主持座谈。这对主办方来说是“人尽其才”，对与会者来说则是“不虚此行”，岂非两美！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参与讨论之外，多了学术交流的机会，香港文学又得到广泛的宣讲，岂不善哉？最近我读到《湖南文学》2024年12月号江弱水的文章，提及长沙的李元洛出席研讨会之外，在香港科技大学还有一场活动。是的，这正是当年我的“调兵遣将”。缤纷交流山高水长二十多年转瞬即逝，这期间，香港举办了不少文学交流活动。就在去年12月，我出席了吐露港湾畔的一场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地百位学者交流于此，缤纷于此。缤纷交流，山高水长，如香港日月长，就将这样永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