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宋代是文人士大夫生活最优渥的时代。然而，让他们得以如此滋润地傲立于世的经济，又令他们有着古往今来最深的挫折感，以至于穿越千年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不抑兼并”实现资本扩张
许多年后，戴罪隐居颍昌（今河南许昌）的苏辙对王安石的《兼并》诗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晚年所写的《诗病五事》一文将这首诗列为古今“诗祸”之最：
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性格老成持重的苏辙上述夸张的言辞，是出于一个坚定的反变法派对王安石的党同伐异，还是他已经敏锐地感知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但我们能够从文章的前后关联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辙说“欲破富民以惠贫民”的做法“不可也”，并非它不可行，而是它的推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至于今日，民遂大病”。这就涉及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试图通过“抑兼并”来实现均富的努力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以今天我们所掌握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来看，其中的原理和逻辑是不难理解的。从正面效应来看，有了高门大户和富商巨贾，才会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和数量庞大、金额巨大的商品交易，长距离运输、触角伸向全国各地、货币主导而非物物交易的大市场也因此产生。同时，有了足够多的富人和富余闲钱，才会滋生出基本生计之外的享受型、精神性乃至奢侈化的多元消费需求。
有了上述两者，才会孕育出专业化、细分化的产业分工与合作，进而发育出小农经济时代不可想象的各类大规模制造业和服务业，甚至金融体系。兼并，在道德上也许是令人不愉快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愤怒的，然而兼并却仍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乃至社会进步有着重要影响。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知道，“资本原始积累”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动机，即便这个过程是“血淋淋的”。正如英国“圈地运动”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桶金”一样，发生在前现代中国的这场肆无忌惮的土地兼并也意想不到地成了两宋三百余年工商业繁荣的第一推动力。“不抑兼并”的本质，就是不限制资本扩张。资本能够自由地流动和积累，会带动社会资源朝具有更高经济效率的地方去配置，从而壮大一个时代中的先进产业门类，最终创造出更高价值和更多财富。在农业经济基础依然占比更重的宋代社会，这些富户和资本从何而来？其初始积累无外乎土地兼并，因为土地就是当时最重要的资本。与现代人无比推崇的“大唐盛世”相比，宋代商业资本不论是总体规模还是渗透的广度和深度，都更上了一个台阶。
今人披阅史料时每每会感到疑惑：唐代实力雄厚的大商人非常少，不但远不及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比汉代都大大退步了，与盛世下的鼎盛国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中或许有文人，特别是官方文书及正史编纂者的阶层偏见因素，这让他们对商人的成就视而不见。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唐代官营工商业居于支配地位，私商涉足的领域被局限于香料、珠玉、象牙之类奢侈品以及新兴的茶市等，因而弱小不起眼。唐朝政府在杨炎“两税法”改革以后才开征专门的商税，这一事实本身即说明了私营工商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官府通过盐酒禁榷、回易、公廨钱等途径垄断了城乡工商业的大部分利润，专门的商税自然征无可征。
宋代经济兼顾市场与公平
宋人熙熙攘攘地下海逐利，信奉的是“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有钱的达官贵人们或自己直接经商；或将资金委托牙侩之类中间代理商，间接投入市场经营；本钱不够但又有生意头脑的，则通过集资、举债等颇具现代资本市场特性的模式投身商海。商品、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大规模自由集聚和流动，是成就一个繁荣经济体的必要条件。田园牧歌般的静态社会是中国古代政治治理的最高理想，宋代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朝代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它是一场流动的宴席：人、商品、货币、土地、空间、身份、阶层、产业层级，无不处在流动之中。
从负面的效应来看，大户和富豪是自由市场的自然结果。应该承认，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很少，或者说从来就不会令人在道德层面感到满意。它的效能是让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产出。
因此，如果想要从道德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或者说“社会公平”，就只能是从市场之外去想一些救济办法。缘于此，慈幼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才能在宋代应运而生。反之，试图以政府行政力量介入市场，以实现所谓“公平”，就必然扭曲市场经济的自发规则，进而导致资源错配，经济效率受损，投入同等资源后经济产出减少。换言之，蛋糕会越做越小。
（作者为媒体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