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8岁马月兰被58岁伯父强娶。几个月后，伯父猥琐笑着对她说：“你妹妹15岁了，写信叫她来陪你吧？”马月兰冷笑：“打我妹妹主意，你别后悔！”此后，她用一封举报信，逼得蒋介石出面解决丑事。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的全面胜利，西北战场成为国民党残余势力最后的据点之一。在这一关键时期，马步芳作为西北军的重要领导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1949年8月25日，兰州的撤退行动正式启动。战局的急剧恶化迫使马步芳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稳固军心和民心。在西宁，马步芳暗中指示高文远散布“将军队撤往草地打游击”的谎言，试图通过虚假信息来掩盖真实的战局，以防止士兵和民众的恐慌。这一策略不仅反映了他对形势的清醒认识，也展示了他在危急时刻的决断力。然而，虚假信息的传播难以长久维持，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马步芳不得不加快撤退的步伐。 与此同时，马步芳指示冶成荣迅速收拾贵重财物，并通过飞机将其外运。这一举动显示了他对物资流失的高度警惕，试图在混乱中保全家族的财富和资源。马步芳本人则忙于催促家属准备行装，亲自决定哪些家族成员需要随行外逃。这两天两夜的忙乱准备，体现了他在绝境中的冷静与果断。 8月27日，马步芳携眷通过重庆转飞广州，暂时在广州河边爱琼酒家十四楼上聚集。此时，他身边聚集了众多家族成员和亲信，包括赵佩、马骥、马绍武等人，形成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紧接着，马继援也从重庆赶来，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临时据点。然而，随着解放军的不断逼近，马步芳意识到留在广州的时间已所剩无几，必须迅速寻找新的避风港。 在广州，马步芳和随行人员于9月下旬转往香港，居住在英皇大道100号。这条繁华的大街成为他们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却难以平息。10月上旬，蒋介石召见马步芳，要求其返回台湾。然而，面对西北战局的彻底失败，蒋介石的命令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迫害，迫使马步芳不得不选择逃避。被命令重返西北并继续对抗解放军，无疑是要将他送入死地，这让马步芳感到无比绝望和寒心。 在被国民党行政院第五十二次会议以“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处分后，马步芳深感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孤立无援。他内心充满了对自己过往所作所为的反思和悔恨，认为自己积累了太多的罪孽，再继续留在台湾只会带来无尽的麻烦和后患。于是，马步芳决定施展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国民党元老吴忠信，通过吴忠信向蒋介石周旋，最终获得暂时不返回西北的许可。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了头等战犯名单，马步芳名列第40位。这一名单的公布，进一步加剧了马步芳逃亡的紧迫感。他和家族成员在香港逗留了二十多天，期间，马德清奔走于广州和香港之间，试图为逃亡做最后的准备。最终，马步芳通过包订英国航空公司的三架飞机，带领200多名家属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这段逃亡旅程充满了艰辛和不确定性，经过三天的航程，终于抵达目的地。 抵达利雅得后，沙特阿拉伯国王特地接见了马步芳，并赠送了一辆小汽车以表欢迎。然而，马步芳婉言谢绝了这份礼物，转而私自购卖了四辆小汽车，并带领亲属前往麦加朝觐。他们在麦地那参拜穆罕默德陵墓后，由于当地气候炎热，决定避暑于塔伊夫省。两个月后，马步芳的儿子马步瀛因中暑去世，这一事件给马步芳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打击。在经历了家族成员的相继离世后，马步芳和随行人员再次迁往吉达海港，最终前往埃及开罗，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 马步隆是马步芳的心腹，但在逃亡埃及后，他的处境也变得岌岌可危。为了讨好马步芳，马步隆不得不同意让女儿马月兰到马步芳的公司工作。马步隆知道堂兄的为人，他再三叮嘱女儿要小心提防，避免落入魔掌。然而，变故还是发生了。一次马月兰在公司喝了被下药的水，醒来时已经被囚禁在马步芳的公馆里，从此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噩梦。 马步芳贪得无厌，他不仅霸占了马月兰，还想将魔爪伸向其母亲和两个妹妹。18岁的马月兰不堪其辱，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就范，成为了58岁伯父的第八个姨太太。从此，她的人生陷入无尽的黑暗。 马月兰在黑暗中煎熬了数年，绝望和恐惧几乎将她吞噬。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61年，台湾当局派遣宋选栓担任驻沙特参赞。马月兰鼓起勇气，将一封控诉信交到宋选栓夫人手中，希望能得到正义的伸张。 宋选栓夫妇深知此事的严重性，决定挺身而出。他们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秘密将马月兰的控诉信寄回台湾。这封揭露恶行的信如同一颗炸弹，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的报道让全民哗然，大快人心的同时也对马步芳恶行的猖獗表示震惊。 民愤难平，事态愈演愈烈。马步芳成为众矢之的，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谴责下狼狈不堪。形势之下，连蒋介石都无法坐视不理。为了平息舆论，当局最终对马步芳做出处分，解除了其一切职务。马步芳就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为所欲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