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范绍增从上海回到重庆，带着他最得宠的如夫人何淑熙去好友陈仲森家，见面后说：“我在上海时见到李济深，他对我说国民党败局已定，让我赶快回来，拉起队伍准备起义，以响应解放大军。我这次回来，就是特为此事，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 陈仲森和范绍增来往多年，交情颇深，范绍增有些事情经常找陈仲森商量、出主意，彼此无话不说。 陈仲森说：“我愿尽力。但是第一，你现在已无基本队伍；第二，蒋介石对你是不放心的。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副总统竞选时，你是国大代表，蒋介石曾专门叫你，当面要你帮忙为孙科拉选票，结果你拒绝了，说已答应支持李宗仁，不便改变，蒋气的是脸色发白，此事还是你告诉我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困难是很大的，你打算怎么办？” 当时顾祝同正任参谋总长。抗战期间，范绍增在顾祝同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时期，任该战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八军军长，两人关系很好。所以关于托顾祝同设法要兵权一事，还是有把握的，不过，要在现编制中物色对外，可不好办。 范绍增说：“我想罗君彤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其他方面，可以看情况，相机行事。” 这位罗君彤，是在范绍增当营长时的副营长，一直追随范，范每升一步，罗也随即升一步，曾做到范的副军长，现在是驻重庆的三百六十四师（属罗广文第七编练司令部）师长。由于这种渊源，陈仲森认为范绍增是有把握拉得动的。 陈仲森说：“我有一个朋友张佐斌，现在是税警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二支队长。他原是李根固二十五师的第一团团长，二十五师改为税警总队时，李以年老不愿就职，但却不把这个部队交姓李的副师长和姓杨的旅长，而交给了张佐斌。此人平时谈话，看得出比较正派，对蒋政权很多不满，不妨由我找机会试探试探看。”就这样商定，两人分头去说。 不料，范绍增同罗君彤谈了多次，都谈不拢。因此，范绍曾要陈仲森再与罗君彤谈谈。陈仲森说：“你们那样深的关系，还说不动，我能成么？” 范绍增苦笑着说：“我不会说话，你比我会说些。”因范绍增的关系，陈仲森与罗君彤早就认识，也就不便推脱。 于是，陈仲森就约罗君彤天在打铜街益民钱庄见面。该庄的经理就是罗君彤的兄弟。两人在那里密谈了一个多小时。首先，陈仲森把范绍增在上海听到李济深的谈话说了一遍。 陈仲森又对罗君彤说：“李济深的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范绍增才有现在的打算。抗战胜利后不久，张继以宣抚使的名义到过华北一带，当他回到重庆时，我以民国大学同学会监事长身份，因学校的事作为三个代表之一找过他（张继是民国大学董事长），学校的事谈完后，我问张继这次赴华北看到的情况怎样，张继说：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我们补充兵员很困难，官兵毫无战意，令人感慨！” 陈仲森接着说：“这些是三年以前的话，现在形势更加明朗，请你认真考虑。不久前我在成都见到王陵基（四川省主席），我问他四川设防的情况怎么样，王陵基叹了口气大反常态地说：宣传说，在三峡有坚固的设防措施，实际上只安了几门旧大炮。西北方面，听朱绍良说，胡宗南与二马的矛盾很深。前些天，我想到三国时邓艾渡阴平入川的故事，我才调了一个保安团去，其实一个保安团能顶多大的事。现在部队不好调动，一调动开小差的就多，傅秉勋师一般说来就算很不错了，可是一调动开小差的就不少。” 见罗君彤还是犹豫，陈仲森继续说：“张继是国民党院长级的元老，王陵基是封疆大吏，其言谈尚且如此，其实际情况可以想见，时机不等人，你不应再固执了。” 陈仲森说来说去始终未打消罗君彤的顾虑，最后罗君彤说：“仲森兄，请你不必再费唇舌了，我的主意已定。” 陈仲森说：“到时兵临城下，你将怎么办？” 罗君彤说：“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哪里黑哪里歇。” 话到这里，陈仲森就再无可说的了，于是仍无结果而散。 回去后，陈仲森把与罗君彤谈话经过告诉范绍增时，范绍增说：“没关系。他是我的老部下，只要名义下来了，我就请他把他那个师划归我指挥，那时，就由不得他了。” 陈仲森说：“万一他告发呢？” 范绍增说：“他的性格我知道，对我决不至于这样的。” 之后，陈仲森同张佐斌洽谈得十分顺利，经过两次闲谈，进一步摸清了他的思想倾向后，陈仲森就把范绍增的计划透露给他，并问他是否有意参加。张佐斌兴奋地回答：“完全听你的，干！不过， 关于改建制问题，我没有力量，要看范老师（四川人对比自己年长或资历高者的尊称）的了。” 张佐斌同意后，范绍增再去找罗君彤，这次大有斩获，于是范绍增的起义筹划开始紧锣密鼓地部署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