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6日夜，60军军长曾泽生正在向军部和直属部队营以上军官动员起义，副官向他报告说：“李师长（李嵩）和3个团长来了”曾泽生说：“你请副官长陪他们一会儿。”过了一会，张维鹏跑来报告：“军座，一切都办妥帖了。” 原来，按照计划，曾泽生打电话将暂编52师师长李嵩等人召来开会，然后让副官长张维鹏带人将他们扣押，在大势面前，李嵩等人表示服从命令，随全军起义。 当时，60军有三个师，即第182师（师长白肇学）、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 暂编第52师（师长李嵩）。前两个师都是滇军部队，师长白肇学、陇耀及所部官兵都支持曾泽生发起起义。李嵩的暂编52师是东北“剿总”派来监视60军的，李嵩平日就拒绝曾泽生这个军长过问他们师的事情，也就自然不会支持起义，所以曾泽生借机将52师师长、副师长、团长全部关押。 随后，曾泽生又打电话问陇耀和白肇学，监视暂编第52师的兵力布置好了没有？两人都说早已布置就绪。此时，对暂编第52师的控制有了一个眉目，曾泽生心里又多了一分轻松。 处理过暂编第52师的事，已经是后半夜的1点钟了。为能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行动，曾泽生把自己的指挥所移到了裕昌源面粉（第545团团部），这个团的团长朱光云，是曾泽生的亲信，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一切准备就绪后，曾泽生给负责长春军政的郑洞国（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写了一封劝说起义的亲笔信。17日晨，天尚未明，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姜弼武把信送给郑洞国，姜弼武回来后报告：见到郑洞国本人了，他们正在开会，乱糟糟的。郑洞国看完信回答说：“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上午，郑洞国派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长春市长尚传道、省府秘书长崔垂言等人来见曾泽生我。为了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指挥位置，曾泽生就叫他们到第546团团部，在那里接见了他们。 杨友梅见到曾泽生就赔笑说：“郑司令官因职务累身，不便前来，派我们多多拜致副司令官（曾泽生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希望副司令官再从长计议。” 曾泽生说：“我们什么都计议好了，就是反蒋起义！” 尚传道说：“郑司令官讲，过去哪些事情办得不好，请副司令官多提出来。今后的事情，请副司令官多做主张。总希望副司令官从长计议，顾全大局。” 曾泽生说：“六十军此举完全是为了拯救自身，拯救长春十几万老百姓，非与郑司令官有隙。假如郑司令官有这样看法，还请诸位回去多作解释。” 杨友梅又说：“副司令官，军人这样做，是不够恰当的吧！” 曾泽生反驳说：“你们说我背叛，对吗？我们背叛无义，走向正义，难道不应该吗？” 崔垂言慌忙解围说：“杨参谋长的意思，是劝副司令官从长计议。”尚传道也在一旁帮腔：“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几个人把曾泽生纠缠得很不耐烦，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解放军代表已经来了。 曾泽生急于回指挥所，于是很干脆地对杨友梅他们说：“我们已经决心起义。请你们转告郑先生，假如他们愿和六十军一起行动，我完全负责代为联络；假如他要想先把六十军剿灭再突围，也只有听便！” 说完，曾泽生手向外一指说：“你们走吧！”临走时，杨友梅还讨好地说：“这些问题，我负责在下午答复副司令官。” 从第546团团部回到裕昌源，解放军代表刘浩正在等曾泽生。两人热情地紧握着手，刘浩说：“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热烈欢迎你们呢！” 刘浩笑着说：“曾军长，去年夏天六十军在吉林的时候，我就到过吉林，还和陇师长会面交谈过，那时我就劝你们起义。我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如是耳！杨滨，就是给你当过副官长的杨重，现在长春外围，他让我问候你。” 杨重，是曾泽生过去的副官长兼特务营营长，1947年秋天离开第六十军的。到这时，曾泽生才确实知道。原来杨重是一个地下党员。 从刘浩谈话里曾泽生还得知：在六十军内，从1938年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党员不少，做了许多工作，连曾泽生设临时指挥所这个团的副团长赵国璋，也是地下党员，这也难怪团长朱光云拥护起义积极。原来，这次起义的发动十分顺利，地下党的暗中帮助不少。 10月17日下午，刘浩陪曾泽生出城到了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曾泽生和解放军指挥员当面展开军用地图，把部队交防及撤向解放区后方的具体安排确定后，于黄昏时又赶回60军的指挥所，立即布置当夜行动。 入夜后，第六十军部队认真地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接防部队，曾泽生和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即随部队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60军起义部队正走在路上，国民党军的空军就前来轰炸，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由于有所防备，部队既未惊慌混乱，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 1949年1月2日，起义的60军改编为解放军50军。抗美援朝中，曾泽生指挥50军屡立功勋，这支部队焕发了新生。
落榜美术生
越南受降，解放平壤，第一个打进汉城。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