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
东晋王羲之（303-361）《兰亭序》，堪称国之珍宝。不仅国人喜欢和崇敬，日本人的喜爱不亚于中国人。2023年春天，日本在东京专门举办了《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大展。所展包括东京博物馆所藏许彦先本《定武兰亭序》、王晓本《定武兰亭序》，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韩珠传本《定武兰亭序》；东京博物馆所藏传褚遂良所摹的《兰亭序》、王铎临《兰亭序》等。这些都是后世珍贵复本。其中有日本仅藏、海峡两岸没有的孤本《定武兰亭叙》吴炳本（现藏东京博物馆）等。这一大展，显现从唐摹到宋拓，《兰亭序》的多种流传谱系在日本都有保存和呈现。从这一角度看，日本收藏的《兰亭序》谱系或许比海峡两岸的还要丰富。
在今天的中国乃至日本文化圈的公共认知中，《兰亭序》为王羲所作，却从不曾想过，倒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兰亭序》也曾有过“真伪”惊世骇俗的争论。
这便是《兰亭论辨》。
《兰亭论辨》，文物出版社1973年一版一印
日本东京，2023年，兰亭大展海报
《兰亭神龙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纸本，纵24.5cm，横69.9cm)
赵孟頫《定武兰亭叙》王晓本十三以通跋之一通，自《兰亭异集》）
兰亭论辨，质疑与辨驳
“兰亭论辨”由著名甲骨文学者、史家郭沫若（1892-1978）于1965年挑起。
《文物》杂志1965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沫若的《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这篇文章同时也在1965.6-6.12日的《光明日报》连载（以下简称“真伪”）。“真伪”从1965年年初在南京新出土的东晋王谢家族墓志的内容和墓志的字体入手，提出：一、永和九年，王羲之不可能写出《兰亭序》；二、因墓志出土的字形是隶体，“真伪”考定当时隶体是书写的主体和主脉，完全脱离了隶体的行书体《兰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所书；三、以《文选》不录《兰亭序》为由，指责《兰亭序》的用辞不当和悲观情绪；四、依据清人李文田的推测和同代人康生提出的疑义等，断言《兰亭序》是王氏后人智永和尚伪托。“真伪”一文，洋洋洒洒近两万字，一言以蔽之：《兰亭序》非王羲之所撰书也非王羲之时代所有。
以郭沫若当时的学术地位，郭对《兰亭序》质疑和断言，几乎可以说得上是“盖棺定论”。幸好，当时（1965年）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得那些完全不同于郭沫若的文章也得以发表。这便是著名书法家、学者高二适（1903-1977）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下简称“驳议”）的刊行（《光明日报》1965年7月23日）。“驳议”首先从清人李文田对《兰亭序》质疑入手辨驳：一、李文无确证；二、李文认为《兰亭序》梁之前唐之后有“两个兰亭”便是大误；三、李文认为王羲之须用《爨宝子》即隶体写才合理的论调实属胶住鼓瑟。以此为基点，“驳议”讨论了隶、草、行三体共治于晋的中国书法史和汉字书写史于晋的大变化。依“驳议”说，用隶体（书）否定行体（书）《兰亭序》，其实是清人“服膺北碑”和“于帖学偏见”。此种行为，“驳议”指出，这是“文人见异思迁”的“是非无准”。
由郭沫若文引发的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辨，有些像今天“大学生辨论会”一样，分成两方。当然，站在郭文一方的多得多，有美术家宗白华、有文史家书法家启功、有文献版本学家赵万里、有文物学者李长路、有文物鉴赏家史树清等。站在高文后的仅有文史大家章士钊和文字学者商承祚两位。围绕着《兰亭序》晋唐背景、作者的创作背景、《兰亭序》的书法背景、《兰亭序》的文蕴等展开论辨，今天看起来，煞时好看。郭文在质疑《兰亭序》的书写时代、书写背景、书写者的同时，还因《兰亭序》被唐太宗等多位帝王喜欢，给其无端地附加一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以上诸种，1973年文物出版社以《兰亭论辨》结集出版。书，集有站在郭文一方的共十一人十五篇文、站在高文一边的共三人三篇，并附录了与此话题相关的包括碑、帖在内的晋代书法图版数十件，此图版今天看起来，极具书法史意义。
论辨之后，启功反省与钱钟书的认知
1965年至2025年，倏忽就是一甲子。论辨一事，早就灰飞烟灭，不再为世人提起。关于《兰亭序》的真伪，早也给质疑一方判了“死刑”。启功先生晚年在《口述自传》里就讲：“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够胡说八道的了”。启功当时文章的题目叫《〈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什么迷信呢？启功当时说：“自唐代何延之以一千多年间，许多文人和书家把它说的越来越神秘，使人感觉非常可厌。”这话，从大处讲本没有错，错在启功所举的例，比如启功指责“永字八法”，认为“永”字“成了神像的帽子”，接着又嘲笑说“假如《兰亭》原文当日以‘癸丑年’起句，那么必然要说‘癸字九法’了。”幸好，具有大智慧大学问的启功先生，不但纠正了过去的这些说法，而且做了一系列关于《兰亭序》的考辨，其中《〈兰亭帖〉考》最为扎实和重要。
针对1965年“真伪”一文中关于隶、行不同时期而判《兰亭序》为伪一说，启功写道：“至于书法，简札和碑版，各有其体。……今西陲陆续发现汉晋简牍墨迹，其中晋人简牍，行草为多，就是真书，也与碑版异势，并且也不作《二爨》之体，越发可以证明，其用不同，体即有别。且出土简牍中，行书体格，与《兰亭》一路有极相近的，而笔法结字的美观，却多不如《兰亭》，才知道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的缘故，正是因为他的真、行、草书，变化多方，或刚或柔，各适其宜。简单地说，即是在当时书法中，革新美化，有开创之功而已。”与启功此文撰写的大致时期，200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启功此文以头条收录其中。
“兰亭论辨”的局外人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一〇五“全晋文卷二二”、一〇六“全晋专论王羲之。其中一〇六“全晋文卷二六”专论《兰亭序》。针对1965年的那场论辨，钱以自己的博识，一一辨诬。郭氏“真伪”认为《兰亭序》的行书有违当时时尚，钱引《广川书跋》卷八“世称王逸少为书祖，观其遣文……字有同处，创为别体”。“真伪”派认为《兰亭序》“天朗气清”、“丝竹管弦”用得不对，又说《文选》不录《兰亭序》表明《兰亭序》为后人所托，钱引王阮《义丰录·兰亭》七律《序》云：“时晋中市政不纲，春行秋令，故书曰‘天朗气清’，得《春秋》之旨，萧统不悟，不以入《选》”。钱说，“真伪”一派的这种状况“以无稽之谈，定无稽之罪”。钱批评道：此就是“大似疑心生鬼自画符”。“真伪”说《兰亭序》文意太悲观，钱引陆友《砚北杂志》卷上“王右军清真为江左第一，……然其作《兰亭序》，感事兴怀，有足悲者，萧统不取，有以也”。钱又引魏晋诸家诗文，理直气壮地说，“幽”与“悲”，于《兰亭序》意蕴“修辞点铁、脱胎之法”，“几成题中应有之义”。钱又说：“此《序》低徊慨叹，情绪于辞，殊有悱恻缠绵之致”，那些用“义”来要求《兰亭序》的人“究其心蕴，析以义理，反杀风景”。
钱钟书《管锥编》写毕于1972年（见《管锥编》第一册“自序”）。1965年的那场“兰亭论辨”，钱钟书当时没有发声，也可能不屑一论，但把自己对《兰亭序》的认知和对“真伪”派的批评，默默地写进了罕见的中国现代学术巨著《管锥编》里，以正视听。
经典永流传
从汉末三国到魏晋，即公元三世纪到五世纪，是汉字书写和书法激烈变化的时期，前有钟繇（151-230）后有王羲之。特别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展现了中国独一无二书写工具毛笔、中国首创的纸、墨和水的完美结合。在《兰亭序》里，我们看到的是率性与掌控、自由与约束、天才与刻意的水乳交融。《兰亭序》挣脱和打破了金石的凝重与刻板，让书法成为一门艺术，且一开始就是巅峰。难怪，《世说新语·容止》对王羲之由衷赞美：“飘如游云”，且“娇若惊龙”！
距“兰亭论辨”过去已六十年，当年旧事已成风烟，《兰亭序》却时说时新。那么自晋唐之后，《兰亭序》的帖、碑、拓有多少呢？
中古晋唐书法向近古宋元书法过渡和转变时，有一个人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人就是元代的赵孟頫（1254-1322）。赵与《兰亭序》的“铁关系”，得益于与《定武兰亭叙》王晓本的因缘。元至大三年（1310年），赵孟頫奉诏从吴兴（今浙江湖州市），经大运河（今大运河的基本格局即元代所凿）乘舟北上大都（今北京）。途中偶得宋拓《定武兰亭叙》。船行三十二天，赵一门心思欣赏手中宋拓《定武兰亭叙》，并在此本上留下了十几通跋。一通说“宋末南渡时，士大夫人人有之”。另一通说“吾观稧贴多矣，未有此卷之妙者”。《宣和内府兰亭叙八阔九修本》有日本人长尾甲（1864-1942）跋，跋中写道“予与定武诸本对校”（见《兰亭异集》，东京玄美社，1990）。以此三语，可见在南宋时《兰亭序》的帖与拓不在少数。《宣和内府兰亭叙八阔九修本》有宋赵家天子后裔赵子菘（？—1132）一跋，跋中讲道：“宋徽宗内府之物，……。理宗赐，贾平章稧帖一百十七种其一也”。贾平章即南宋后期权相贾似道（1213-1275）。在十三世纪中后期，贾平章居然有《兰亭序》稧帖一百十七种，可见《兰亭序》的帖、拓在两宋何其丰富。查《宋史·贾似道传》，称贾“酷嗜宝玩，建多宝阁”。只是我们今天无从得知，贾被杀后，那些稧帖，不知流落到了何方？
历史多吊诡，《兰亭序》也多灾多难。幸好，幸好，中日两国都喜欢崇敬《兰亭序》。自唐尤其是宋之后，留存于世的宋元尺牍,哪一家没有《兰亭序》的血脉？今人将“神龙本”（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奉为《兰亭序》帖之圭臬，但其他诸本一样重要。譬如本文一再提到的石拓《定武兰亭叙》（据称为欧阳询临，唐人初刻）就非常珍贵。此本珍贵还在于留有赵孟頫的十三通跋。赵的十三通跋，通通精妙。于一个书法门外人来讲，我在阅读和欣赏《兰亭序》的同时，读赵跋，同样是一种乐趣和欢喜。因为，它是晋帖《兰亭序》惠泽浇灌出来的花朵。
